清朝历史故事精选(2)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敢于到封疆大吏福大帅口中讨食之事，他这一次，为户部要来银子二百万两之多，自己自然也赚得个盆满缽满。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各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最多，借机分肥的事也越多。按制，六部和理藩院等所有机构，吏员不过千人，而实际上，户部一家吏胥人数往往超过此数。其他各部也因其职责而中饱私囊。如吏部，因为掌握了官员铨选等职事，对于官员上任、候补、调派也多有需索。浙江省当年有一个候补知县，应当补某缺，吏部来了一封文书，说这一缺该当你补，但按例你得给我一千两。知县思忖，这事本来就该是我的，何必再花这么一大笔银子，于是不理会部中小吏的索贿。结果，那个缺额顶补却给了别人，他托人打听才知，部吏在补缺时说他原来曾经过保举，一个人站了两个补缺途径，所以把他放到另一班中了。县令急忙请求部吏帮忙，那小吏说，这次你是来不及了，若要为将来计，你要另给五千两。否则只能在两班中注销一班。县令筹不到这笔巨款，只好注销保举一班，一心等待候补。结果，不久，部吏又告之，本来这次保举有个县令实缺的名额，可惜你注销了，县令听了懊丧不已，却也无可如何。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本没有任何品秩，索贿不遂，也可以把个县令折腾得半死。

　　小吏有时也敢向部院大员直接索贿：礼部某尚书为其母亲请旌，家乡的地方文件已经到部，正在办理之中。某夜三更，忽有部中礼房小吏来访，说是有公事。问何事，答称为公请旌事。尚书有点不耐烦，请旌事不用来找我。小吏更直截了当：“公要为母亲请旌，得给我一万两。”尚书怒：“你敢跑来讹诈我?”那小吏却不慌不忙地说了一番话：你想想，你父亲是某年战死的，当年太夫人遗腹生了你，你参加科举考试时少报了两岁。现在要请旌了，年龄上对不号，按履历上讲，你是在你父死后两年才生的，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尚书想想也是，就问小吏该如何办。小吏说，考试时，府县及省、吏部都有你的记录，现在想要把历年来所有这些记录都改过来，花费可能不小啊。尚书不得已，只好给了这小吏一万两。

　　如此庸懦的尚书，又有把柄在人家手上，当然治不住小小书吏。有时，遇到大员强干，或许会对属下吏胥的行为有所抑制。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三载：如康、雍时名臣张廷玉主持吏部时，一个小吏拿了一份文书给他，说是地方报来的，把元氏县误写为先民县，要求把文书发回地方驳问。张笑道：这文书如果是把先民二字错写成元氏二字嘛，也许是会有的，现在多写了几笔，肯定是这帮书吏加了几笔，无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贿罢了，于是重责了书吏。张廷玉为吏部侍郎时，有个蠹吏张某，善于舞弄文法，京师内外官员为其所害者甚众，人称“张老虎”，张廷玉对他痛加惩治，朝中权贵多有前来说情，张一律不予理会，被人称为“伏虎侍郎”。

　　当然，吏胥差役之流的行为，往往也有人在背后支持，遇到这种情况，外省大吏，即使名重天下如左宗棠之流，有时也不免被京中吏胥差役所欺。当年，京中各门差役，以崇文门守吏最贪，过往行人与官吏多被搜刮。左宗棠进京，所带行李甚多，为门吏留难，花了大笔银子才进了城。次日，在朝房遇见了管城门的某亲王，他正准备上前责问时，没想到那王公急上前向他拱手称谢：“昨天公入城，何必给这帮小的们赏了那么多银子啊”，称谢再三，弄得向以言辞犀利著称的左宗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有时候，部院大臣也会被吏胥们整治得丢官去职。如晚清时阎敬铭掌户部，驭下极严，整得仓库小吏恨之入骨。一天，他正要上朝，帽上的红顶却不知所终，四处寻找不得，等他在别处找了个代替品再去上朝时，太监们已到朝房来催促了几次了。这类耽误事的情况屡屡发生，终于触怒了西太后，把他免职离开了户部。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只不过是库吏们在整治他而已。

　　在地方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了。每当一项差使从巡抚、布政使衙门签发下来，送文书的吏员总要讨赏。上任时，又要给大员周围这些小吏送些“利市”。否则，日后百般刁难，凡有文书送达，则多有阻隔，必使其人得罪于大员，这也成为所谓“陋规”的一种。

　　州县官员上任，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帮盘踞于三班六房的胥役人等，官员们初到一地，语言不通，风土人情不熟，只好依靠这些人去办差。而且，“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一地，长不过三两年，短的甚至只几个月就调走了，也很少会有长远打算，只要吏胥差役不做得太过份，也就相安无事了。《红楼梦》中贾雨村刚一上任，遇上了一桩大案，却不知原是恩人家里的亲戚薛蟠惹的事。若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门子”的一番说辞，他险些得罪了贾府的亲戚。从吏胥的角度讲，每一位新来的县令都是他们的一次机会，他们要想天方设地法找到此人的爱好，鼓动他多贪多拿，告诉他这些都是长久以来，本地的惯例，如此，他们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了。

　　很多时候，到地方赴任的县官在省城候任，滞留时间过长，没有钱上下打点，就把县里的书吏们叫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省城为之“活动”，县官到任后，自然也就一切听凭这些人办理。“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所谓除本分利自然是残民以逞。至于地方官下乡，更是如刮地皮一般，号称清官的县令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说到了家乡县官下乡的威仪：乡间如有乞丐身亡，“地方官每下乡相验，必带忤作、刑书、，遂至署内门印、签押、小使，署外六房、三班，以及本官仪卫、皂隶、马仆、轿夫一同下乡，多至百余人上路。”这么一群人，如同蝗虫一般，“乡里数百亩殷实之家，经地方官一番相验锣响，皆扫地无余烬矣。”(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弄得地方百姓“胆落心寒”、对这帮人“畏如蛇蝎”。

　　至于一般衙役人等下乡办案，其势有过于县官出动。“先到原告家需索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吓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而后再到地保、族保、证人各家，“逐一搜求，均须开发”。案子到了县里，又百般拖延，三班六房索求各种费用“莫可限量”(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2页)。因此，地方上盗贼蜂起，百姓不敢报案，报案则枉费银两，不为之抓捕，即使抓到了，也是“受贿放去”。四川省当时有“贼开花”、“洗贼名”等名目：当一家发生窃案，差役在邻近人家中挑选没有官方背景的殷实富户数家，一一拘押索贿，每报一案，牵连数家，这就叫“贼开花”;乡间百姓，凑出七八千至十数千钱不等，送给差役们，待其填饱了私囊，再一一将所拘之人放回，是谓之“洗贼名”。往往中等殷实人家，经此一案，即告破产。所以当时就有对联说，“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56-57页)吏胥在地方上横生事端，有时即使是官宦人家也会受到影响，段光清在浙江当一个小小县令，他的哥哥向他提起家乡安徽宿松县差役下乡，为害一方的事，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建议他们平时就在乡间富裕人家集点资，大小节日就给县里的书吏差役们上下打点一番，叫差役们不要下乡办案了。(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中华书局，2-3页)

　　清代吏胥势力扩张，成为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毒瘤，说到底，还是一个体制与社会生活实际不协调的问题。清代法律中，律与例并行，律简而例繁，大量的案例成为办理案件与社会事务的依据，非专业人员根本难于掌握，而官僚们多从科举出身，既贱视具体事务，也没有能力具体操作，势必只有依靠长期盘踞衙门中的吏胥，造成吏胥势力恶性膨胀。吏员没有上升为官员的途径，多半也没有法定的收入，要想他们不想方设法索贿，几无可能。同时，清代也是一个文牍主义盛行的时代，官员的权力说大就大，说小也小，一件事往往要往返多次，反复将情况上报，案牍堆集如山，官员们离开了书办人员，根本无法办事，这也成为吏胥从中舞弊的一个原因。雍正时有名的峻臣田文镜曾说，按制，他一个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人为书吏，但他用了差不多二百人，文件还是赶办不及，也道出了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事务，没有专业人员根本无法承办，而体制仍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道光时，太常寺卿许乃济请驰鸦片之禁，理由之一就是“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清·梁章鉅《浪迹丛谈》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9月版，第75-77页)。虽然是出于反对禁止鸦片的私心，却也道出了在吏胥势张的情况下，法令根本无法执行的社会现实。

　　清朝历史故事3

　　顺治十八年，清廷委任已45岁的于成龙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廷统治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而且当地万山环绕，瘴疠盛行，从北方到那里为官的“百无一归”。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到罗城赴任。他只带着简单的行装和几个仆从，骑驴就道，前往罗城赴任。

　　当时的罗城县城仅有6户人家、草屋10余间，满目荒芜，甚至“豺虎昼行于市，野狼啕嗥不已”，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超乎想像。于成龙一行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他们“插篱棘为门牖”，在院子里垒土作为几案，每天蹲在地上吃饭。不久，随从仆人大半染疫病而死，剩下的也告归而去，只剩于成龙孤身一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万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卧，床头竖二枪以自防。”

　　当地百姓见于成龙不带家眷，生活清苦，便主动给他送来一些土特产。于成龙一概谢绝，他说：“我一个人无需这些东西，你们拿回去孝敬父母如同我受”。于成龙在任期间，废寝忘食，剿匪捕盗，公正断案，抑恶扬善，当地治安改观，社会安宁。他还倡办学校，传播文化，风气为之一新。他的人品绩效，被康熙发现后，即被委任为四川合川知府。

　　在以后的日子里，于成龙的官职不断得到提升，可是“清廉自奉”的道德操守却始终没有降低。在武昌知府任上，有一年中秋节，于成龙的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去探望他，告知祖母病重，要父亲告假回乡探病。于成龙的儿子从家乡带来了一只腊鸭，给父亲下酒。但父子俩只切了半边腊鸭，草草过了中秋节。节后，于成龙请假获准，父子上路回家，因于成龙盘缠不够，路上没钱买菜吃，只好又把儿子从家乡带来的那半边腊鸭带上做菜肴，一路风餐露宿，回到家乡。此事传到广西，老百姓非常感动，罗城县乡亲就送一个绰号给他——半鸭知县。后来有人作诗称赞他。诗曰：半鸭知县古来殊，为政清廉举世无。倘使官员皆若是，黎民安泰乐斯乎!

　　于成龙迁两江总督时，已逾花甲。“两江”地处长江中下游流域，沃野千里，富庶丰腴，而于成龙不改初衷，一如既往，每餐必食萝卜青菜。主仆无茶可饮，采槐叶充之，日久，衙后槐树，枝朗叶疏。于成龙到任后，恰逢江南屡遭风雨袭击，灾情不断，他经常为了“留米赈饥”，而以稀粥青菜为食。“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为感念他，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于青菜”的轶事，至今还在江南流传。

看了清朝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