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故事精选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朝历史故事，希望能帮到你。

　　清朝历史故事1

　　影视剧里频频出现的和，让人们记住了乾隆眼前的这位红人，清朝的军机大臣，同时也是史上第一大贪官。那么，和的死真的是因贪而亡的吗?

　　和的贪，不是朝夕之间，更不是不可告人，而是长此以往且甚为猖狂的。以乾隆皇帝治世之英明，不可能觉察不到。然而乾隆对和的倚重有增无减，便可知乾隆皇帝治世之英明，不可能觉察不到。

　　然而乾隆对和的倚重有增无减，便可知和虽贪，却也的确对皇帝尽忠、为国家出力，其才智不在与其同朝且多为后人称颂的纪晓岚之下。

　　和仗着乾隆的倚重，难掩飞扬跋扈之势。虽善于察言观色，笼络人心，然排除异己亦不遗余力。在位高权重的和眼中，除了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其他人根本不足为俱，甚至连已位入储君之列的十五皇子琰，也备受他的压制。

　　乾隆五十九年，为了不超过祖辈康熙执政六十一年，乾隆决定立太子。和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为免自己的权势受到打压，极力恭维乾隆定能“万万岁”，不必急于立储让位。

　　和一席劝，一下就把乾隆那二十几个盼着皇位望眼欲穿的皇子们都得罪了，尤其是不久之后被乾隆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十五皇子琰。

　　1796年，既是嘉庆元年，又是乾隆六十一年。两个年号的并存，反映了嘉庆皇帝上位却有名无权的事实。此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虽说从龙椅上走了下来，但他对帝国权力的控制却从未放松，而帮他实施这一控制的，便是他的得力宠臣和。

　　就在这种嘉庆有名无权而乾隆有权却不便出面的情况下，和绅的权势更甚从前。嘉庆在位的前三年，处处受到和绅的掣肘，有志难舒，自然对和绅恨之入骨，不除不快。

　　一向机敏的和绅，被权势蒙蔽了双眼，忘记了他即使地位再显赫，也不过是皇室的奴才。也许和绅已想到，迟早有一天乾隆会离他而去，迟早有一天嘉庆会大权在握，但那一天的到来，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他，还未想好应对之策，就从权势的巅峰跌下了黄泉。

　　1799年的正月初三，乾隆皇帝驾崩。嘉庆对和绅的反击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两天后下旨逮捕，三天后抄家，十天后送去三尺白绫。乾隆驾崩不过短短十五天，和绅便随之而去了。

　　有人考证嘉庆帝对外公布的和绅的罪状，虽多达二十多项，然最致命的并不是贪污受贿，而是对乾隆的大不敬之罪。以和绅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只要不谋反作乱，根本不致以死罪论处。嘉庆势要和绅彻底垮台，既然和绅没有谋反作乱之实，就定他大不敬之罪，毕竟和仗着乾隆的倚重，的确做过不守君臣之礼的事。

　　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年代，对皇帝稍有不敬都可能掉脑袋，更何况大不敬!嘉庆终于成功地发泄了抑郁在心中长达三年的怨气。

　　和绅死前曾赋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日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看来他和嘉靖的恩怨，至死未休。

　　众所周知，和是以贪而闻名于世，然而三尺白绫夺其性命，却不是因为和贪尽天下之财，而是他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顾此失彼，最终导致大半生的功名利禄，随着乾隆大帝的驾崩也随之烟消云散。

　　清朝历史故事2

　　乾隆时威名赫赫的大帅福康安征西藏归来，曾有一户部小吏求见他，为了把一张名片递到这位福大帅手中，这人前后也花了十万两的银子。那么，这位小书吏为何要见福大帅，又达到了什么目的呢?据记载：这张名片递上来了，说是来“贺喜求赏”的。福康安何等人，立即发了脾气，“小小的胥役，也来向大帅索贿?这家伙如此胆大，一定有什么说的，且让他进来”。小吏进来后，福康安厉色而问，小书吏也并不怯场，侃侃而谈，竟也说出一番大道理：“索贿肯定不敢，但大帅您此次用兵，用款达数千万之多，此次报销册籍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赶办，要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并上奏皇上。皇上此时关注西藏的捷报，正在兴头上，定会一喜而定。如仅就部里现有的人手，一桩桩卷宗地申办，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的功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时，今天一份奏报，明天一份奏报，皇上天天看你的军费报销案，必定厌烦，那时再有些人乘机发些议论。这么多的军费报销哪会没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到时必兴大狱。我这是为大帅您考虑，并不是为户部这些小吏着想的。”一番话出口，福康安恍然大悟，对这小吏“大为激赏”，立即下令粮台给户部特拨了二百万两，用于军费报销案的处理(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53-54页)。

　　此处说的小书吏，就是吏胥中人了。清代从中央各部院，总督、巡抚衙门到地方道、府、州、县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外，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如处理部、院文书、杂务的小吏;县衙中的六房，所处理的事务，对应于中央的六部，专司各种文案和具体事务;州县中也有杂役人员，如县衙中的“三班”，主要是负责县衙的保卫、内勤和社会治安案件的缉捕等。这些小吏、佐杂人员虽然大多没有品级，却有定额，如清制规定，京城中所有中央各部吏役人数总计约为一千二百人左右，州县衙门此类人员也有定数，如一县吏役，包括六班书吏、教官杂佐人员、衙门门斗、弓兵人等总数不得过百人。事实上，吏胥的人数远远超过规定，中央户部一家吏胥之数就超过规定的京城总数，大的州县往往超出规定人数的十倍有余，而且还有很多是不在册的“白役”人员，就是官员为应付繁杂事务而召募的编外人员。至晚清时期，游百川《清惩治贪残吏胥疏》中说：大的州县吏胥达二三千人，次者七八百人，至少者也有三四百人。清代全国大县过千，其吏胥人数之众，难以计数。而且此类人员，多半没有合法收入，即使是在册人员，也只有少数人有微薄的“工食银”，大多数人员的收入，靠的是案件的办理费用和各种临时开支。想要这些人不谋取法外收入，几无可能。

　　吏胥，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使得官员往往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调动频繁等等，此类制度的主要出发点是对官员权力进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员坐大。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务不断出现，社会事务剧增。官员又多为科举出身，对于一般事务性问题的处理能力低下，势必只有依赖这些吏胥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与流动性极大的官员不同，吏胥一般都是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如此，吏胥人等蒙敝官员，上下其手，利用田地，税收、文案、官司等事，百般作弊谋取私利的情况极为普遍。官员们当然也会腐败，但他们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官半职，多少也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制度上对官员的监督与限制也还有些作用，很多读书人也还有点所谓知识良知。而吏胥就不同了，这些人多少通点文墨，但在清代他们上升到官员的路途已经堵死，不能正常转升，其子弟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清朝文献通考》卷27，《职役一》：“各衙门皂役人等，例不准其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其应试”。于是这些人，剩下的就是谋生和营利一途了。无论多好的制度与措施，到了这帮人手上具体执行，无不百弊丛生。《清稗类钞·胥役类》：清代名臣陆陇其曾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例，指的是法律的繁复，利是指群官贪利，而其中心却只有一条，就是吏胥的问题。郭嵩焘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把清朝的天下说成与小小吏胥共有，事情可谓严重。

　　清代的吏胥之制沿自前明，清初即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顺治八年，御史秦世桢就在江南惩治了一批扰害百姓的吏胥，并提出地方官员要限制吏胥数量，不得于定额之外增加人员，对这些人任职的时间，也要依制严格限定，不得久充吏职，把持官府事务。此后，也有多次对针对吏胥的裁革行动。但清代各部事务繁杂，官员们离了这些人根本无法办事，吏胥数量越裁越多。官员们每办一案，处一事，必查部中旧例，“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未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官员们任职时间一般较短，有的人甚至一年数次调动，就是有任职稍久的，也没有几人能认真对待旧案旧例，他们还要忙于官场上的应酬，诗酒往还，而吏员正好借事弄权，捞取好处。晚清时胡林翼就说：“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至清末，光绪时有人建议销毁这些没用的档案以减少吏员对事务的把持，于是派了一位陈御史前去户部查办，户部吏员打开仓房，例案堆集得与房檐一样高，请御史查看，这位御史也不知从何下手，想了半天，只好说，择其中较重要的留下来吧。吏员说，每一件都很重要，还是请御史大人自己来挑吧，陈氏没办法，只好把其中一些残破的卷宗销毁，回去销差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