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伟人事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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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伟人事迹介绍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1837年-1909年)，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人，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他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张之洞一生，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官、做事，都是当时的模范，他清醒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强弱差距，进而支持洋务运动，办了不少实事，进行了不少改革创新，要不是晚清有张之洞这类人，清朝的灭亡可能会更早!

张之洞的主要贡献

张之洞为官初期是清流派首领，后来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强弱差距，而逐渐成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政治、军事、教育、工业上。在政治上，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支持洋务运动;军事上，八国联军入侵时，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在教育上，张之洞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 等;在工业上，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

张之洞的故事

一、重视教育 经办洋务

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张之洞头脑中装满了计划和方案，他试图在他管辖的省份内改革税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项用在多项事业上。光绪十三年(1887)，他建立一座兵工厂，该厂最初造炮弹，后又制造小武器。他为在广东沿海巡逻的舰队增添多艘舰只，并设立了一所水陆师学堂，他还招请几位年轻的留学生做幕宾。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在广东开设中国第一家近代钱庄。同年他创办“广雅书院”，其学术成就可与著名的其他学堂匹敌。同年他本人及几位官员和商人出资，设立“广雅书局”。许多学者受聘担任书局的编辑或校对。该书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版了约一百七十六种书。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学者所撰述。除七种之外，这些著作于1920年均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再版。

其中的史学著作于1920年在上海以《史学丛书》之名石印再版。广雅书院和书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张之洞则因创办之功经常被称为张广雅。两省人民对张之洞的旺盛精力和为官清正有深刻印象，但人们通常认为省库匮乏显然是他耗费过度的结果，结果当他的继者李瀚章入广州总督府时，却惊异地发现此时的财政状况比张之洞刚上任时要好得多。

在此期间，京师政坛上南北之争日趋激烈。当时掌管户部的南党首领翁同龢极力反对属于北党的张之洞，事实上，如果不是醇亲王的干预，张之洞的很多得意的方案是会被翁同龢否决的。由于在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张之洞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因张佩纶在马尾战败而失掉的声誉。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从广东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这是他提议修建京汉铁路的结果。铁路建设始于李鸿章管辖下的直隶省。计划把现有铁路从天津延至通州。许多御史和官员以这样会有利于入侵者和引起村民骚乱并使驿夫失业为理由，坚决反对延伸这条铁路。当征求督抚们的意见时，张之洞上书支持修筑内地铁路干线。

在奏折中，张巧妙地利用了那些反对修建天津至通州铁路的御史们的论点。他向他们的异议让步，但却建议在内地修一条大铁路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至汉口，而且他列举了保守的御史们无法驳倒的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的建议被批准。

同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实现他的计划。据估计，这条铁路将耗资三千万元。国库为此储备了二百万元。但次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关系紧张，这笔资金就被用来延长天津至唐山铁路东段的修建。这样，修筑卢汉铁路的计划被搁置了。

张之洞对发展中国工业一如对修筑铁路那样有兴趣。他任湖广总督几乎长达十八年之久，他在任期间以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令人注目的成就而著称。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事业之一是汉冶萍钢铁厂。离开广东之前，他订购了一套铸铁工厂的机器，他到武昌后不久，铸铁厂即在汉阳开工。

光绪二十年(1894)，与汉阳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开工。两年后，因资金不足，铁厂卖给私人股东，转由大实业家盛宣怀经营。后来，江西萍乡煤矿将上述两厂合并为汉冶萍公司。这样，由于缺乏资金，张之洞不得不放弃了他亲手经营创办这座工厂的念头。

他兴办的另一些企业有棉纺厂、丝厂、制革厂。他还主持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筑坝工程，为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还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小型模范军队。他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送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前往二三十年前才开始西化的日本。像在广东一样，由于在新式企业上的大量花费常常招致指责他挥霍浪费，但他的财政改革使湖北的岁入由初任时的大约七百万两银增加到他离开武昌时的一千五百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北方指挥军队，张之洞调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他力主抗战，反对李鸿章的议和。和约缔结之后，他又极力敦促修筑京汉铁路。计划获准后，他奉命回到武昌去监督计划的实施，但他向中国投资者发行股票的努力却未获成效。

二、反对维新 制定学制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后，引起年轻的士大夫们对改革的强烈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开始是赞助这种活动的老一代官员之一。当时，外国列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许多学者猛醒。光绪帝最终听从康有为的主张，开始“百日维新”。

最初张之洞的态度是同情维新，他向皇帝推荐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期，他写下著名的《劝学篇》二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行。皇帝下令将它分发给所有官员和学者，其实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为正在尝试的激变。

它的大意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它的哲学。这部著作中充满了对朝廷的忠诚和对中国的祸根——腐败官场的谴责。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二十一日戊戍政变使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张之洞致电慈禧太后，竭力主张惩办维新党人，尽管他与维新党中多人颇有来往。

此外，他拒绝同刘坤一一同上书反对废黜皇帝。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受到朝廷的怀疑，同时又为维新党人所憎恨，他们认为他胆小怕事而且背信弃义。他与维新派最后也决裂了。当时一些维新党人聚集在汉口，准备在义和团起事的掩护下，秘密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太后，使皇帝重新掌权，但张之洞侦知彼等的密谋，逮捕并处死其领导人唐才常及他的十九名同谋。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起义对张之洞的忠诚和政治才智是一次决定性的考验，他忠于皇太后，他身为总督的职责要求他服从朝廷的命令，但他也充分意识到一场排外运动的危险性。他和刘坤一幸而找到一项办法，使他们在义和团起义中得以同时受到太后和外国人的信任。

他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调拨军队，为保全自己只能奉命行事，但这些调出的军队是强征来而未经训练的，最精锐的军队他却留在身边。他行事所依据的信念是：义和团起事乃是对太后合法权力的“反叛”。来自北京的任何支持义和团和消灭外国人的法令都是端王和那些实际上篡夺了朝廷权力的同伙所为。六月二十七日，上海外国领事团被告知，只要列强不派军队侵入长江流域，张之洞和刘坤一将保证长江流域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项建议被列强基本上接受了，并且为其他督抚所采纳;它使中南地区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义和团起义之后，张之洞在朝中颇受宠信，加封太子太保。下谕召询有关最需改革之事项，他和刘坤一合递了两份奏折。第一、建议设立现代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并鼓励学生去国外留学。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国家行政和军事改革。

因刘坤一去世后，张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任职五个月，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朝议之后，他受命参与制订全国学制。有关学校体制的建议书送呈御览。尽管随同附上的奏折宣称，各种类型的学校体制均经考察，但上奏中的学校体制显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为了推行新学制，张之洞支持废除由来已久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终于被明令废除。

张自北京返回武昌之后，光绪三十年(1904)他抵制住赫德爵士的土地税方案和金本位币制改革方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积极参与一场运动，即用祭祀天地之礼祭祀孔子。次年，他建立一所专授中国经籍、历史和文学的学校，以扭转现代学校中这些学科被削弱的倾向。其实，这些宏愿与他毕生致力于把孔子学说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

张之洞的结局如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作为督抚的漫长生涯结束了，他奉召进京授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受命专管学部。他最后的一项重要职务是京汉铁路的督办大臣。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资本家就铁路资金问题所进行的复杂的谈判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达成一项协议。但美国坚持它的银行家应参与这次贷款计划，所以重新开始谈判。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皇帝和太后辞世。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涯也使张之洞筋疲力尽，他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四日去世，谥“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