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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桃花源”:80后北大学子回福建土楼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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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逐渐成为青年人群体中僵持不下的两种声音时,“80后”林炉生已经完成了北上求学—留京工作—离京返乡—公益创业—再度北上深造—扎根乡土的历程。离开北京,回到福建,投身乡村建设,他称之为“离开北上广,重建桃花源”。

土楼

一直到9岁以前,林炉生都住在福建乡村的土楼里。

这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独具特色的大型民居建筑,能容纳上百、甚至上千名家族成员聚族而居,是东方血缘伦理的见证和象征。土楼形似堡垒,也的确具备防御土匪、野兽的功能,民间盛传冷战时美国人曾通过卫星照片发现这些“不明建筑”,误以为是核弹发射井而紧张万分。

林炉生住过的“陶淑楼”,是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最大的一座环形土楼。在他的印象中,土楼冬暖夏凉,三十多户人家住在一起,人情味十足;楼前有个大池塘,一到夏天,孩子们就成群结队跳进水里洗澡。

陶淑楼

村里老人说,“陶淑”是“逃宿”的谐音,因为南宋末代皇帝曾避难于此。传说虽不可考,但陶淑楼无疑已经上了年纪:据文献记载,陶淑楼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仅有住户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风吹雨淋使得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梁柱因蛀虫而坍塌,连成一片的土质结构开始接二连三地倒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人家陆续搬离陶淑楼,炉生家也早已住上新盖的楼房。自宋元以来在闽南、闽西山区传承了数百年的土楼,现在因为人们不再有集体防卫的需求、从大家族转向小家庭的居住模式的改变等原因,命运受到现代化进程的挑战。昔日热闹的“陶淑楼大社区”,如今只剩一半住户,许多是老人,他们年事已高、经济能力有限,面对漏雨的屋顶和破败的墙垣也只有无奈。而内龙村的另一座方形土楼已经塌了一半,村民在原处盖起新房,土楼就成了半新半旧的奇怪组合。

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一时名声大噪;然而综合考虑位置、规模、代表性等因素后入选“世遗”并受到保护的土楼仅46座,在福建地区的3000余座中只是很小的部分。“一部分土楼得到了商业开发,但还有许多土楼和陶淑楼类似,缺乏修缮保护资金,面临破败和坍塌的风险。”林炉生说。

林炉生(中)和村民

返乡

起初村民们并不相信,会有人义务来修他们的破旧土楼。林炉生刚从北京辞职回乡时,乡亲们也不太相信他,“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哪来的钱给别人修屋子?”

此时的林炉生已经从事公益近十年。在北京读大学时,他跟着社团到各地乡村支教、调研,留校工作一年后就辞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后勤部门的稳定工作,创办公益机构“农民之子”,致力于流动儿童教育。2010年,他又创建燕山学堂,实践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2014年——那会儿“逃离北上广”还没有成为热词——他便离京返乡,将两家机构交给同事,自己又在福建创办了美和公益。

“对父母是连哄带骗,自己在创业初期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林炉生说。但是在北京的十年探索,让他对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切的向往。“在一线城市生活有‘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本身就是很多人打拼的目标,同时也是巨大的压力。但是回到乡村,花很少的钱就能住得舒适;教育方面,我认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不一定要到最贵的学校,大自然、生活、社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教育场域。至于医疗,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上追求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解决了‘新三座大山’以后,人就不那么盲目和焦虑,对待生活从容淡定了许多。”

2015年底,林炉生在家乡发起“好厝边”(闽南语意为“好邻居”)计划,从“陶淑楼”入手,推进乡村的居住环境改造。他通过线上众筹募集了10万元,请来北京和厦门的建筑团队设计方案、考察测量。林炉生在北京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建筑师贾莲娜夫妇常义务前来帮忙,但往返的成本太高,于是转而培养福建本土的青年建筑师。他们找到厦门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一面协助做村庄的规划设计,一面作为实践学习,有的还准备以陶淑楼为题写作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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