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刊文：反校园欺凌亟待提高专业度
近来，校园欺凌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牵动着天下父母的心。如何界定校园欺凌，大人该不该替孩子解决问题，校园欺凌事件中的孩子有哪些心理需求，教师和家长需要怎样的反欺凌教育……
12月20日，在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主办的“校园欺凌应对之策”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和20余家媒体记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社会对校园欺凌普遍认知不足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提出，反校园欺凌的前提，是明确什么是欺凌。儿童时代的打闹和恶作剧是常态，而欺凌是蓄意的、恶意的，甚至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要用科学的儿童观去认识儿童问题和儿童的成长规律”。
“即使是好学校里面的好班级，也常常会看到孩子之间的恶作剧、玩笑打闹甚至相互伤害，这些事情如果得不到足够重视，就有可能发展成蓄意的欺凌和严重伤害。”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刘华蓉很庆幸自己的儿子遇到一个很专业的班主任，及时给孩子们讲了一节有关校园欺凌的班会课。“老师如果不愿意直面，校园欺凌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到底什么是校园欺凌？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驻校社工督导金超然认为，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是英国伦敦大学Smith提出的“有意的造成他人伤害的行为”，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直接欺凌包括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言语欺凌是运用言语来实施欺凌，比如说威胁、戏弄、辱骂、奚落、嘲讽和起外号；间接欺凌是通过某种中介手段来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比如说背后说人坏话、散布谣言、社会排斥等。
从医院赶来参加研讨会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享了自己刚在中国最好的医院遭遇的“言语欺凌”。当储朝晖第二次向护士报告药水输完了时，护士嘲讽地问他“你是第一次来输液吗？”“生活中的隐性欺凌实在是太多了，在崇尚暴力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并不认为这就是语言暴力，对别人造成了伤害。”
储朝晖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校园欺凌，首先要驱除成人社会崇尚暴力的意识，从教材中删除暴力的内容，引导孩子学会与人交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平等的意识，学会互助，遇到问题和分歧用商量的方式来解决，更有效地保证每个人的尊严。
“校长和教师对校园欺凌普遍认知不足，或认为是小事，或当成家丑来掩盖。”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岳坤认为，虽然明显的身体暴力欺凌已经引起了重视，但更广泛存在的语言欺凌、网络欺凌和关系欺凌等，对受欺凌者的心灵伤害并不比身体伤害小，甚至影响更持久，更深重，却因为隐蔽而不容易受到重视。岳坤举例说，2014年美国开枪自杀的华裔少女，就是在学校遭受了长期的网络欺凌、语言欺凌而没有被学校重视和介入，最终酿成悲剧。
看到欺凌事件中孩子的多种需求
哪些原因让孩子容易卷入欺凌事件？孙云晓认为学业失败是一个重要因素。“应试教育把多数孩子变成了失败者，使他们容易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排斥。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关键，是提高学生的成功感和自信心。”
在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鹿永建看来，比欺凌更常见的是青少年的人际冲突现象。“偶发的、显性的、伤害严重的校园欺凌，常常来自隐性的、常见的、容易被忽视的一般人际冲突，是后者累计和恶化的后果。”因此，他认为预防校园欺凌的治本之策，是帮助学校、父母、学生智慧地化解人际冲突，减少校园欺凌滋生的机会。
家长怎样发现孩子是不是被欺凌了？四川省家长学校总校长赵珂提到一个老师的孩子，每天早上都要钱买面包，后来钱要得越来越多回家反而喊饿，妈妈便悄悄尾随孩子去上学，才发现孩子在上学途中被三五个不良少年围着“收保护费”。家长的及时介入和鼓励，帮孩子顺利地走出了那一段阴影。赵珂也发现有的家长过于强势，事事都帮孩子拿主意，剥夺了孩子表达想法和意愿的权利，孩子习惯于服从，面对问题时缺乏自信心和勇气，缺乏果断的处事能力，“如果被欺负了，回家也不敢讲、不想讲。”
媒体人易蓉对一部纪录片印象深刻：一个受到欺凌的中学生，过了很多天之后，给所有参与事件的同学发出一封邮件之后自杀了。3年后接受采访的一个男孩非常痛苦，内疚自己为什么成为了好朋友受欺凌时的旁观者。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易蓉认为孩子受到的心理伤害怎么评估都不为过，而专业的介入实在是太少了。她呼吁心理教师每年给孩子们做一次量表评估，了解孩子是否在学校受到了欺凌，再根据量表来对症下药。
“校园欺凌的核心是‘使蒙羞’。”金超然说，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每天的对话就是三句：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挺好的。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没有。老师对你怎么样？还行。然后各回各屋，这样的孩子遇到欺凌事件之后往往不会跟父母说，直到无法忍受了才被家长发现。
和孩子们相处时间长了，金超然发现，有些欺凌者的愤怒来源于曾经被欺凌的经历，有的孩子骂人是“因为我说不过他”，于是选择了不恰当的表达方式。“欺凌者和被欺凌者都需要干预和增能，家长和老师要发现孩子行为背后的多种需求，帮助他用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满足需求。不是替他解决，而是伴他成长。”
“目前中国半数以上的家庭存在着父教缺失的问题，而缺少父亲的陪伴对动物都有负面影响。南非的动物研究者就发现，失去父亲的小公象往往变得很暴力，攻击性很强。”孙云晓说，所有欺凌者的背后都有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弥补父教的缺失，才有助于消除校园欺凌。
家校双方都需要反欺凌培训
发生了欺凌事件以后怎么办？孙云晓提出要相信“儿童是儿童问题的专家”，不要光是大人在争执，把孩子搁在一边。要让孩子知道所有伤害到别人的行为都要承担责任，即使没有恶意，造成伤害就必须要道歉，必须要承担后果。如果孩子对恶作剧一直无所谓，不吸取教训，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欺凌。“班委会等儿童组织可以发挥作用，让孩子学会怎样处理纷争，怎样面对暴力，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刘华蓉也强调小伙伴之间的非正式群体，田径队、足球队、兴趣小组等，都能够给孩提供支持和帮助。
金超然认为，干预校园欺凌首先要构建反欺凌的校园文化，营造反欺凌的氛围。要给孩子传递正直、善良、正义的价值观，提升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同时加强监管厕所、礼堂拐角这些容易发生欺凌事件的地点。
“相当多的老师没有能力去发现孩子中存在的欺凌现象，如何把防欺凌文件落到实处，怎么判断欺凌、怎么帮助学生走出欺凌，事后有没有修复机制去修复孩子与同学之间、学生家庭与学校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都是需要专业培训的。”刘华蓉认为，目前这方面的内容很少甚至是空白。一旦发现了欺凌现象，学校的批评权和惩戒权应当被保护，该怎样追责、怎样惩罚、怎样提供法律矫治，都不能出现真空和失控状态，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司法制度。
“法律上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对校园欺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比如规定围观也是犯罪，因为欺凌者往往因为有人壮胆就更无法无天；比如规定未成年人也要承担责任，言语威胁也是欺凌。”赵珂同时也呼吁加大对广播、电视和网络的审查和检查力度，不能随意传播暴力色情的信息，需要媒体负起社会责任来。
“防校园欺凌的三个关口分别是家庭、社会和学校。父母强势或者有暴力行为，孩子对别人使用暴力的概率要大得多。在家里和社会上喜欢对别人动手动脚的孩子，才可能在学校里动手动脚。反过来，在校园里欺凌别人的，走到社会上、回到家里更可能欺凌别人。”储朝晖说，学校不是万能的，三个主体都要解决自己的问题，采取更好的解决方案。
首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蒋建华认为，校园欺凌问题要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来讨论，要综合治理，软硬兼施。硬的方面，法律要根据社会的现状适当修改，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供给。软的方面，综合治理要靠学校的主导作用，老师要站在反欺凌的第一线，家长也不能缺位。
蒋建华说自己曾经用三招教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子应对校园欺凌，“第一要把学习搞好，第二体育要好，要变强，第三就是别去欺负人，你妈妈没有那么多钱去赔人家。非常管用。”
岳坤认为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校园欺凌事件认定及上报制度。学校和教师应该学习校园欺凌相关知识，有能力识别欺凌现象，辨识可能存在的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学习早期干预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