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究制定托幼机构相关标准及管理办法

­“虐待儿童行为对儿童伤害极大……建议建立从业禁止制度，扼杀其再犯的可能。”“学龄前教育属政府公共服务范畴，政府不能缺位……建议从国家层面立法予以保障。”前天下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2017年年会暨“虐待儿童的预防与惩治”专题研讨会进行。

­扎针、殴打甚至猥亵，近来，全国各地虐待儿童事件屡见报端，令社会震惊与愤慨的同时，也再度将儿童保护问题拉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针对虐童行为，我国现行法律能否惩治“虐童”之恶？有无必要增设单独的“虐待儿童罪”？从社会角度，我们还能为防治虐待儿童做点什么？与会专家就此展开深入探讨，认为“虐待儿童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记者同时从会上获悉，本市相关部门正联合研究制定相关托幼机构标准及管理办法。

­本文图片均来自上海市法学会网站

­建议增设单独的“虐待儿童罪”

­针对虐待儿童的行为，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应在刑法中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有别于“虐待罪”从而加重处罚。会上，就是否需要增设“虐待儿童罪”以惩治“虐童”之恶，与会专家观点不一。

­“我国现有的禁止虐待、性侵儿童的法律法规，都由于欠缺实际可操作的措施而难以有效遏制虐待儿童事件的发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金泽刚认为，现有的罪名设置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很好地承担起预防、处罚、治理虐待儿童行为的重任，针对虐待儿童行为，对刑法罪名和法条表述的修改也属必然。因此，金泽刚建议刑法修改可在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中增加虐待儿童从重处罚的规定。同时，将该罪量刑从最高3年有期徒刑提高到5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措施方面可以附加适用从业禁止规定。“如果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评价虐童行为，那么，按照现行刑法将很难追究大多数虐童者的刑事责任，即便这种虐待儿童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介绍说，目前中国的刑法中没有单独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如果没有特殊的保护机制，去保护这些没有自我表达和救济能力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安全堪忧。”

­2015年10月，刑法修正案（九）对虐待罪予以修订，扩大了适用范围：“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根据统计，截至目前，2年多来全国仅有约11个判例。”姚建龙介绍，其中8起是虐待被看护人员罪，2起虐待被监护人罪，1起是虐待被看护、监护人员罪。

­“是不是说我们的虐待儿童行为就真的只有这么一点点？现有罪名对于虐待儿童的惩治与防范真正能起到多大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研究的。”姚建龙认为，在我国，立法有关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过分强调定量，即强调以“情节恶劣”等严重后果为前提，这显然已经无法适应防治儿童虐待的需要。我国立法有关儿童虐待行为的规定，也并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的特点。“对于虐待儿童行为，不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上，都应该有单独的评价体系。”姚建龙认为，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建立防治儿童虐待的综合机制。同时，应当将虐待儿童行为规定为法律的高压线。遵循虐待儿童的特殊性，在刑法中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降低虐待儿童行为的入刑门槛，加大对儿童的保护力度。

­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观点。闵行区法院副院长朱妙认为，目前，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增设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托幼机构的老师等作为“对未成年人负有看护职责的人”被纳入适用对象。“从法律上来说，刑事、民事都有了与之配套的相关规定，法律法规相对已经比较完备。关键还在于如何将法律落到实处。”朱妙说，比如有了法律规定后，如何与行政规范有效衔接起来，相关的配套监管措施如何完善等。“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单单靠法律，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朱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