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范仲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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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二岁时，父亲范墉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改嫁给山东的一位朱姓大户，他也改名为“朱说”。范仲淹成年后，从傲慢的朱家孩子口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激愤之下，发誓“男儿当自强”，要自立门户，重振范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求学。虽然应天府是“公费读书”，但范仲淹生活费用还得自理，“依戚同文学”，过得十分艰难。他只能吃薄粥，深夜困倦打瞌睡，就用冷水洗面，激醒自已，继续攻读。一个同学是应天府留守(官阶相当于今日之“市委书记”、“市长”)的儿子，看不下去，便好意送了些美食。他却一口不尝，听任食物变坏。同学怪罪起来，他长揖致谢，道：“你的好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但我只怕自己一旦学会享受美餐，日后再也吃不得苦!”

范仲淹在应天府读了五六年书，成绩优异，便有了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据《能改斋漫录》记载，范仲淹应试前，特到祠堂求签，咨询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暗中祈祷：“如果不能当宰相，希望能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恼火了，掷签于地，慨然长叹：“男子汉大丈夫，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还有什么活头!”这就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名言的来历。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中了进士，得到真宗赵恒的接见，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范仲淹政绩斐然，如安抚江淮的蝗灾、修建“范公堤”等，但由于喜欢给高层“挑刺”，仕途就像乘电梯般，上上下下，几起几落。章献太后刘娥当政时，他一会儿指责仁宗赵祯不该率领百官给太后祝寿，一会儿要求太后还政，被贬到苏州;待得赵祯亲政后，他本受到重用，但又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要求改革，结果得罪宰相吕夷简，再贬饶州。

范仲淹是一个锐意进取、热烈执着的人，眼看自己年已五十而碌碌无为，未免有点灰心、有点牢骚。一天晚上，他看着《三国志》，突然觉得十分没劲：这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只得三分天地，“人世都无百岁”，还不如“刘伶一醉”!第二天，他叫来好友欧阳修。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手拉手到大街上唱歌，那是他新作的《剔银灯》。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他到乡间散心，看到百花洲四周鲜花盛开，莺蝶飞舞，就自嘲起来：“我是到了桃花源吧?我也做做陶渊明!好笑的是，当年的理想竟是什么良相、良医!”又作了一首《定风波》，节缶高歌：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但这种颓废消极的状态还没有持续多久，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就发生了，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略大宋。两年不到，宋朝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元昊气势嚣张，扬言要灭了大宋。国难当头，范仲淹立刻忘了那个“桃花源”，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强烈要求上前线。大宋朝廷对这场战争措手不及，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赵祯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危难之际，赵祯匆匆召见了范仲淹，先给他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再荣封一个“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秋天，五十二岁、满头白发的范仲淹，紧急挂帅，风尘仆仆地赶往西部战场。秋天的边塞，与繁华似锦、车水马龙的京都宛如两个世界：万物凋零，到处都可见断壁残垣、尸骸废墟、难民流离。范仲淹登高一望，但见斜阳下，寒霜满地，孤城默然矗立，长烟寥寥，连大雁也不想停留，呜咽着向南飞。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深夜失眠，挑灯填了几首《渔家傲》，寄给在京城的欧阳修，开头都是“塞下秋来”，现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下面这一首：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五代宋初，盛行的都是柔婉绮丽的“花间词派”，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气势悲壮苍凉，意境雄健刚烈，可谓是“大宋第一首边塞词”，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为苏辛豪放词导夫先路。欧阳修非常欣赏，赞叹之余，又戏谑道：“希文，你动不动就是‘塞下秋来’，真个穷苦的边塞主儿!”欧阳修到底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文人，无法体会“孤城闭”、“归无计”、“征夫泪”的苦难、凄凉和悲痛，以为取胜真的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竟然羡慕朋友上战场“真乃大元帅之事也”，还急切地祝贺他，“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

范仲淹政治贡献

实施新政

主词条：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北宋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五年(1045年)，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修捍海堰

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苏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赈灾济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皇祐二年(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此时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调集粮食赈灾，一面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负责饮食。通过这种方法，“日无虑数万人”，使杭州局势稳定，没有出现灾民流徙的情况。 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时，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范仲淹文学成就

散文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园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