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是谁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直系领导人之一。孙传芳常常面带笑容，但实际上与其性格并不一致，故人称“笑虎”。早岁丧父，其母受婶母虐待，不能相安共处，被迫携同子女四人去济南谋生。

　　由鄂援闽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吴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1922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勋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传芳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湖北萧耀南接济开拔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传芳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领到约值7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传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

　　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传芳致电王占元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占元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临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传芳以刘宗纪为参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传芳与王永泉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福建军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孙传芳决计驱王。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传芳，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1924年春，孙传芳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水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闽事大定。

　　孙传芳墓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传芳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闽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入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

　　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传芳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浙江方面，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布前线，杭州由陈仪、张国威之地方旅团及夏超警备队驻守，衢州、江山等后方仅留臧致平、杨化昭部及地方部队警戒，及闻孙军由闽入浙，临时急派陈仪旅及张国威炮兵团增援仙霞岭。卢永祥系山东人，本来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巩固，沈钧儒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战争起，更促进浙人倒卢之举。卢派陈仪、张国威抗孙传芳，但陈始终未去前方，张则白旗高挂，开门迎敌，借以驱卢。孙传芳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臧致平、杨化昭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富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亦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

　　然后，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孙、齐连翩莅沪，执手言欢。卢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悉为孙传芳收编。1924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勋位。

　　称雄东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第二次直奉战争本来因张作霖援助浙江卢永祥引起，奉系得势后，即派张宗昌率师挟卢南下，向江苏齐燮元夺回地盘，因而孙传芳复有唇亡齿寒之危。孙传芳本系曹、吴所培植并以驱浙卢而发展起来的，现曹、吴既倒，孙传芳应如何适应新形势以谋自处，孙传芳看风使舵，决定首先应取得奉张之谅解，借以缓燃眉之急。于是，孙传芳派两浙盐运使王金钰与奉系取得联系，王与奉系将领杨宇霆系士官生同期同学，通过杨的关系往见张作霖。张此时亦有意笼络孙传芳，遂派邢士廉向孙传芳修好，停止向浙进军。张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后，约孙传芳会晤，结为金兰。齐燮元被迫下台，不久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与他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1925年春，孙传芳派人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他，在孙传芳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传芳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贽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传芳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一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

　　孙传芳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传芳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他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1925年秋，奉军陈师长江，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与此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孙传芳对宁沪财富之区，本已垂涎三尺，现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传芳不得不谋求对策。他看出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当地士绅如张謇、张一磨等人也反对奉军据苏。因此，孙传芳决心与奉张一决雌雄。

　　早在1925年3月，孙传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费，接济浙江。4月，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传芳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同年10月，孙传芳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杨宇霆趾高气扬，对他与陈调元之密谋毫无准备，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军撤退。安徽姜登选身边五军队，也只好仓皇离蚌。奉系各师溃兵麇集下关一带，舟少人多，争先抢渡，乱作寻团。这时，陈调元一面将其部队布置城内下关准备截击，并联系海军驻江鱼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动，一面设宴为撤退的丁喜春饯行。席未终，下关争渡之师众已被包围缴械。陈又电饬在乌衣车站之安树珊部截击渡江奉军，因电令迟到，杨宇霆已过乌衣北去，后续渡江奉军多被截留，枪械财物，均被没收。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传芳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暇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一年前孙、张还结金兰之好，曾几何时，今又兵戎相见。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镇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决定立即处决。当时他的朋友对他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传芳既席卷苏皖，急欲造成一个新局面，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传芳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手下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阁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的安排为：江苏陈陶遗，浙江夏超，安徽王普，福建萨镇冰，江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刘之杰、张联菜、蒋方震、贾恩绂、王金钰、赵恒惕、王懋赏、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闽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属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赣诸水流域。财政最为命脉，赖有善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传芳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巨绅张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　孙传芳的军需李文典，字焕章。也对孙传芳有很大帮助。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退据江苏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手下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传芳对此甚为不满。1926年4月，吴、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传芳作壁上观。

　　正当吴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当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他，促他出兵。孙传芳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传芳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传芳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赣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闻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彭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他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赣南、赣西合力夹击，孙军溃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间谍纵火焚毁，孙传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唯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止，纷向九江逃奔。孙传芳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他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孙传芳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传芳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钦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一省而已。

　　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他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1926年冬，孙传芳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3]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同年11月，孙传芳派手下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不咎既往，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孙传芳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传芳抵津后，立即派手下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时间，张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手下迎孙传芳。人们陪同他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今，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并允为他接济军械，孙传芳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夏超谋变，为孙传芳处决，改派陈仪继任。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传芳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讵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传芳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他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1927年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督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撤。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朋友劝孙传芳反正，参加北伐，孙传芳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他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传芳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督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蒋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璋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赍30万元劳军。蒋介石受挫后，二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重，蒋、桂分裂，认为有隙可乘，于是一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一线，背水借一，分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传芳下令再渡。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桂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一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覆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藉，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余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传芳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奉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1928年春，他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传芳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令。孙传芳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役：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

　　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传芳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 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他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待时机。

　　国民党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1928年12月29日，张宣布东北“易帜”，接孙传芳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传芳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传芳意在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他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甚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

　　归隐佛堂

　　“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势力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便开始拉拢孙传芳加入日本势力。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动员他出任伪职，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内心还是不愿意当亡国奴，因而严词拒绝。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靳云鹏便劝他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 孙传芳便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