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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赵祯是不是明君

时间: 耀聪2 中华杂谈

  宋仁宗赵祯不算是个牛气的皇帝: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祖先传给他多少领土,他传给后人多少;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高妙的思路。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少数明君之—,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自守之道”。

  所谓“自守之道”,指的是一个人对某种良好品质的坚守,无论外界如何改变,自己的内心始终如一。皇帝手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就使得一些人极其傲慢,将臣子视同牛羊。宋仁宗不是这样,他待人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宫内散步,不时回头看,随从们很不解。回宫后,仁宗对身旁的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杯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何在外面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让自己忍着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见他们准备水壶,我要是问的话,肯定会有人被处罚,所以只好忍着不说。”

  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自己想办的事因为廷议通不过只好放下,宋仁宗内心里未必没有不满,但他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始终信任并竭力维护这种皇权监督体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叫太监进来给他梳头。太监见仁宗怀中有份奏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还会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做声。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对,朕准备采纳。”这个太监自恃是皇上宠信的人,于是发牢骚:“倘若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听到这话,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监入内,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皇后问:“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非多余,为何将他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宋仁宗重自守之道,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南宋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驾崩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钱哭于大内之前”。消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使整个城市“天日无光”。讣告送至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拉着来使的手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宋仁宗设“衣冠冢”,足以说明宋仁宗在当时的威望之高。

  延伸阅读:

  仁政宽容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政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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