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下面小编向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的皖南事变。

　　移防经过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晧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北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10日，不耐烦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如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悲壮七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超过蒋介石规定最后日期的4天后，不遵守第三战区规定的由铜陵、繁昌间直接北渡长江的命令，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

　　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皖南事变主要人物结局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

　　3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在全国人民的怒骂声中，蒋介石不久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失事，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挺妻子李秀文及孩子。

　　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历史评价：

　　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消灭总兵力达90万人、35万支步枪、4万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道指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评价则截然相反：“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