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社会福利有多好

　　明朝社会福利堪称历朝最好，朱元璋曾试点推行保障房，那么明朝的社会福利有多好?下面学习啦小编就告诉大家明朝的社会福利有多好，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哦。

　　明朝的社会福利有多好：

　　虽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律令严苛，但是被后人们忽略的是，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时期。免费养老院、免费医院和免费公墓统统出现了。

　　在中国历朝开国皇帝里，朱元璋从来都是个评价不太高的，一是他杀人多，二是他创建的明朝，等级制度极其森严，律令极其严苛，按照后来明末史学家谈迁的话说：“如果我生活在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想想都会害怕。”

　　但被后人忽略的是，就是这个让人想想都会害怕的朝代，却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社会福利最好的朝代。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民间疾苦，从小吃够了苦的他，也出台了各种政策，让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惠民药局”，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

　　甚至朱元璋还曾经试验过“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试点，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免费福利公房。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耕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毫不夸张地说，大明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国家。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许多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甚至战前，京城的百姓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经常边镇百姓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尤其是在嘉靖年间的右玉保卫战中，当时鞑靼大军围困，小小右玉，只有几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却答，我们世代受国恩，如果今日开城，就要留下万世的骂名。结果八个月的右玉保卫战，令横扫草原的鞑靼阿勒坦可汗碰的头破血流。鼎盛时期的大明，尽管存在着诸如腐败等问题，却是一个具有繁荣经济和高度凝聚力的强大国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灭亡的下场，武备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却是腐败的明朝，已经失去了民心，最终惨遭抛弃。

　　明朝时期的大跃退：

　　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这也使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繁荣。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商业化社会的建设推向了高峰。明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由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一手设计，可称为“洪武型”财政经济政策。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跃退”。

　　朱元璋痛恨王安石变法，他曾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航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朱元璋又连兴大案，打击富豪，“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样就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

　　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这样的经济就只能在数量上膨胀，而没有效率和质量上的实质性进步了。这样做政治上确实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和政治控制，但文明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自此，全国变成无数个村庄之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没有中层的商业代理机构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很难做到切实了解。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尽管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明代整个“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政府在摒弃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尽量简化的情况下，面对越来越繁复的社会事务，找不出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就对道德纪律、意识形态进行空前强化。以现代眼光来看，明代本该用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统统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道德代替了法律。

　　明帝国政治彻头彻尾地文人化，处处以道德伦理相标榜，这样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专制、虚伪、不切实际的程度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法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