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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为什么要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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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金庸为什么要封笔,其实跟创作萧峰、令狐冲人物有关,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金庸为什么要封笔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金庸为什么要封笔:

  金庸小说里有两个人物形象是超越了传统武侠的,一个是萧峰,一个是韦小宝。

  萧峰这种人物是中国文学没有的,这是古希腊悲剧英雄的经典形象,悲剧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因为人物超凡的能力,而英雄的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就在于这些英雄因为命运的捉弄犯下了错误。

  莎士比亚的笔下,有一个跟萧峰十分类似的人物,大家可能很熟悉,《科里奥兰纳斯》,或者翻译成《大寇流兰》,萧峰和科里奥兰纳斯简直如出一辙,科里奥兰纳斯是身为异族为罗马立下汗马功劳却为罗马人猜忌,与萧峰一样,这样的命运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把握的,若是他们身为凡夫俗子,可能尚能容忍这样的捉弄,但身为英雄,他们对命运的反抗必然强烈而执着,而命运因此加诸于其身的惩罚也将残酷而深沉。

  悲剧英雄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情节,使人物的英雄和人物的悲剧下场共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雄浑美,这就是人们欣赏悲剧英雄的缘由。这是萧峰不同于令狐冲的第一点。

  拉奥孔集中体现了古希腊的悲剧美,人物在命运面前挣扎的痛苦正是人们欣赏英雄的缘由。

  传统武侠到了梁羽生手里,有一个讲究,就是人物一定要是正义的,爱民爱国的,所以梁羽生写的武侠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家国天下“,金庸早期基本继承了这一写法,而且发展了这一写法,甚至塑造了这一种类型人物的巅峰----郭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果再细分一下的话,还有个胡斐,在朝则郭靖,在野则胡斐。郭靖以仁,胡斐以义,共同构成了儒家武侠的巅峰。

  塑造这一人物秉承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儒家理念,但是,这种人物是有缺陷的,这种人物的特点就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要么是身负家仇国恨,要么是陈家洛那样出身名门正派,或者像袁承志那样两者兼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苦大仇深,不根正苗红怎么办?或者名门正派不那么正怎么办?

  中国人讲,得意时学孔孟,失意时学老庄,金庸探索了一条新路,创造了一种新型武侠形象,道家武侠,给了失意的武侠人物一条出路,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第一个尝试的是杨过,《神雕侠侣》中的全真教这种名门正派并不那么伟光正,杨过虽然也有襄阳的壮举,但走的一直是避世的路子,对他而言,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终南山古墓。相对于传统的武侠来说,他没有了那么多家国天下的束缚,而开始追逐内心,杨过的特点就是至情至性,当然杨过这个人物还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不是他悲惨的童年,这个人物简直可以用讨厌来形容。

  但是,金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塑造出了令狐冲这个人物,达到了道家武侠的一个巅峰,令狐冲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是诗酒放诞(当然他不会诗)的形象,这是中国文人失意时的经典形象。他的一生就是逃避,令狐冲从来不想做英雄,也不想做高手,即使他成了一代高手,想的也是逃避,但是令狐冲的逃避并不是弱小,在传统文化里,邦无道则隐,既然事不可为,独善其身就是最好的。

  尤其置身于《笑傲江湖》这部政治寓言里,相比较左冷禅的狠辣,岳不群的伪善,任我行的权欲熏心,令狐冲的冲淡自然,逍遥自由就显得十分可爱了。

  令狐冲是中国式审美,尤其在文人阶层一直就存在的。

  道家的侠,也有一个困境,那就是对自己的仇人如何,侠客退隐了,那些逞凶的奸邪如何,《笑傲江湖》的结尾,其实已经隐藏了这种疑问,金庸的选择是让奸佞小人们纷纷作法自毙,这样的结局虽然不能说坏,但是却给人意犹未尽之感,我们不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能一逃了事吗?

  换言之,儒家之侠参与政治,道家之侠逃避政治,参与也好,逃避也好,都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朝则郭靖,在野则胡斐,在隐则令狐冲,这都不脱中国传统文人的出路。

  金老先生毕竟高才,早在《神雕侠侣》之后,他就开始了另一种探索,佛家之侠。

  第一个这样的侠客是张无忌,张无忌看起来懦弱可欺,但却是直面问题的,那就是对于仇人和奸邪都是可以用善良和佛法化解的,在《倚天屠龙记》里,连成昆这样的大奸大恶都不是一杀了事。

  射雕三部曲其实特别有意思,三部书的男主角,正好是儒道释三家不同哲学的体现。

  萧峰形象的第二点超越令狐冲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也是佛家之侠,萧峰的形象模板虽来自古希腊悲剧英雄,但却是超越了这一范畴的,古希腊的悲剧英雄,在他们的性格缺陷放大时,是以毁灭英雄的形象出现的,例如大寇流兰,当他遭遇到罗马人的不公待遇时,他想到的就是引异族毁灭罗马。

  青石桥上拍死阿朱之前的萧峰也是毁灭式的英雄,同样是与全世界为敌,”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是青石桥后的萧峰,又经辽国一番游历,已经达到了超越以往武侠人物的另一重境界,悲天悯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萧峰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直接上升到人类的层次。这是他与大寇流兰不同的一点,虽然寇流兰也是选择了罢兵休战,但却是在亲情感召之下回归,这与萧峰经过思考之后的主动选择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在少林寺,萧远山和萧峰以二敌三,对上慕容博、慕容复和鸠摩智,明显落于下风,慕容博却甘愿自尽,只求萧峰挥兵南下,连萧远山都有些心动,萧峰却断然拒绝。

  书中这样写:慕容博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你是大辽国这臣,欲只记得父母私仇,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

  萧峰蹭上一步,昂然说到:“你可曾见过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可曾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铁骑侵入南朝,你可知将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多少辽人死于非命?”

  而日后他与中原群雄逃出辽国,和玄渡谈起宋辽战事,已经想的是如何止战。

  萧峰道:“我想请问他老人家:倘若辽兵前来攻打少林寺,他却怎生处置?”玄渡道:“那自是奋起杀敌,护寺护法,更有何疑?”萧峰道:“然而我爹爹是契丹人,如何要他为了汉人,去杀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原来帮主果然是契丹人。弃暗投明,可敬可佩!”

  萧峰道:“大师是汉人,只道汉为明,契丹为暗。我契丹人却说大辽为明,大宋为暗。想我契丹祖先为羯人所残杀,为鲜卑人所胁迫,东逃西窜,苦不堪言。大唐之时,你们汉人武功极盛,不知杀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掳了我契丹多少妇女。现今你们汉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过来攻杀你们。如此杀来杀去,不知何日方了?”

  玄渡默然,隔了半晌,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所以才有了萧峰的惊天一死,成为了金庸武侠中唯一一个死去的英雄,这一死,既是古希腊悲剧英雄无法摆脱命运的结果,也是佛家主动舍身护持苍生的主动选择。

  这样的萧峰是超越时代的,不要说书中的宋朝无人理解,就是今天也很难理解,他是最孤独的,雁门关前虽然群雄毕至,帝王将相皆有,却理解他的一个皆无。

  中原群豪一个个围拢,许多人低声议论:“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解难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什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什么?”他摇了摇头,微微苦笑,拉转马头,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

  这些字里行间,透出对萧峰的不理解。

  令狐冲的冲淡自由虽然不勾于世,但是江湖之上,曾有曲洋刘正风,也有过莫大先生,风清扬,他并不是完全不为人理解的,即使在他身边,也有一个心境相通的任盈盈。

  这就是萧峰的魅力不同于令狐冲的第二点。

  值得一说的是,佛家武侠的形象,一直到《侠客行》的大粽子石破天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当然并不是说石破天超越萧峰),石破天的无名无功,无我无人是佛家审美的极致。

  但是佛家之侠的形象,从张无忌开始,都难免给人软弱可欺的印象,这也是佛家之侠的困境。

  在此基础上,金庸进行了再一次突破,创造了反武侠的经典人物,韦小宝。

  在《鹿鼎记》里,金庸推翻了所有武侠形象,在这里侠义没有了任何出路,要么如陈近南那样为宵小所戕害,要么如归辛树那样蠢不自知,要么像冯锡范那样为人驱使,在这里,侠义被戳得千疮百孔,不惟侠义,盛世、明君、忠臣、良将、大儒、高僧同样在这里粉墨登场,又在这里被暴露得体无完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来了个总曝光,这里只有无尽的灰暗破败,只有韦小宝这个没有任何侠义精神的小混混身上反倒有了一些闪光。可以说,金庸用韦小宝给自己一手创建的江湖打了个粉碎,就此封笔。

  这是金庸人物形象创作的一个历程。

  金庸简介: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市 ,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

  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

  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香港筹委会委员。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当年金庸与梁羽生订下武侠小说之约时,曾想过笔名的问题。后来决定把自己名字的“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这就成为了他的笔名。

  金庸先生也用过其他的笔名,例如用姚馥兰(英文“Your Friend《你的朋友》”音译)写影话,如用林欢这笔名写影话也写电影剧本,在读者中间也曾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金庸先生还有一个笔名,叫做查理,可能大家并不熟悉,这是他读高中时老师给取的名字。当时还是1940年,他读高中一年级时,因为写了一篇嘲讽训导主任的寓言故事《阿丽斯漫游记》。结果因“亵渎师长,败坏学风”而被革出校门。然而,这篇文章不仅显露了金庸的文学才华,也充分展示了他敢于反抗强权,追求真理与正义的精神和勇气。

  到衢州中学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替他取了一个笔名——“查理”。“查理”撰写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好评。

  金庸是香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学者。金庸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是华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报人。金庸早期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先后当过记者、翻译和编辑。

  于1959年,他亲手创办了香港《明报》,之后又相继创办了《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并在新加坡创办了《新明日报》、在马来西亚创办了《新明日报》。

  自1959年至1993年,金庸曾担任香港《明报》社长、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在此期间,金庸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出版有《香港的前途》等中英文政论集。为此,金庸于1981年获英国授以“英帝国官佐勋”衔(OBE),于1992年获法国总统授以"荣誉军团骑士勋衔"、奖励其对新闻事业、政治、评论、文学创作及文化交流的贡献。金庸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会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

  自1985年至今,他还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金庸于2000年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颁授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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