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女子画像的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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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女子画像的趣谈:
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女性婀娜多姿的体态给予我们的强烈视觉艺术美感,无疑由来已久。唐代的杨玉环受到玄宗皇帝的专宠,其丰腴、其妖娆,是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我们不得而知。
到了宋代,虽然李清照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自喻,但并不能说明宋代女性集体以瘦为美。不过,有迹象表明,宋代男人对女性外在的审美期待,在美学尺度上出现了“比黄花瘦”的转移,当是不争的事实。赵炎用一个“婉”字(美丽、娇小、苍白、纤弱)来概括这种“期待”,不一定恰当,但绝不会偏颇太多。
在宋代文人绘画里,这种“期待”显然无处不在。如反应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耕获图》、《七夕夜市图》,反应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岁朝图》、《观灯图》,以及反应贵族文人生活的《西园雅集图》、《听琴图》等等,画中的女性看起来都比男人小一点,都有点削肩,比照唐代画家,宋代画家笔下的女子更为瘦小和娇气。
在宋代人物画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刻意渲染男女性别差异和地位悬殊,借以体现对女性的“婉”的期待。比如,女人的衣服都比男人的鲜亮。男人的衣服以一种颜色为主,一般是黑色或灰白色;女装则飘荡摇曳,色彩艳丽,一般由好几种图案和色调组成。 男装一般是一件长衫。女人则穿得一层又一层,裙子和长袍外面罩短外衣或紧身坎肩,肩上披着披巾、彩带,或又披披巾又扎彩带。
比如,头发的不同也很明显。男人的头发都拉到头顶上梳成顶簪,有时用小黑帽子罩住头发。比较之下,画中的女人和女孩,头发也扎着,但不戴帽子。她们有时用珠宝或发卡装饰头发,但通常都让它露出来一部分。发型各种各样,多半反映品味、地区和阶级方面的不同。低阶层妇女,出门时头上戴着一块布,大概是谦卑的标示,或称“盖头面帽”。
比如,画中女侍的形象一般会被描画为仆人、妾和宫女(而不是妻子),但是拘谨和殷勤地服务使女人显得更吸引人,这种“期待”必定被带进夫妇关系之中。这当然是男子气对女人味的三个“期待”:一是成功的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着。二是服侍着男人的女人对于多数女人而言,也是审美上好的形象。用外貌和服务取悦男人并因此得到回报的女人,可能满意地发现那些重要人物愿意看见她们,愿让她们围在旁边。再比如,用不同的方式做事从而证明男女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在儒家思想里被当作非常重要的原则。儒家礼仪著作列举了一些小事的做法,如清晨问候父母,“丈夫唱诺,妇人道万福。”一起参加某种仪式,男人磕头两次,女人四次等等。前边说的几幅绘画中,已经形象化地通过男女不同的身体形象表达了区别的意图。
尽管用画面表现性别差异和地位悬殊,并不能足够塑造人的内心和思想,但宋朝画家们的确通过衣服、发型、首饰等日常生日细节及男人必须由女人侍奉的绝对中心主题,完成了强有力的审美期待和视觉诉求。直接表现在女人身体和行为上的符号成为传递男女性别、地位观念的强有力方式。那么,宋代画家为何会出现这种审美期待或诉求呢?据赵炎分析,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男人对自身的审美开始转型,希望女人也跟着转。我们知道,五代及唐以前,男人以彪悍唯美,美男子的标准之一是阳刚之气。到了宋代,美男子普遍向文人转移,变得阴柔起来。这种转变可以从很多层面上说明。如轿子的使用明显增多,收藏古董、精美瓷器成风,狩猎不再流行了。
宋人认为,文人学子应该文雅、有书卷气、好学深思或有艺术气质,但不需要强壮、敏捷,或身手不凡。文人学子形象的流行无疑得益于印刷术的推广应用,教育的普及,科举制在选拔人才上的胜利。赵炎以为还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宋朝统治阶级精英男士们把自己重新塑造为文士的形象,意在强调与北方竞争者形成对比,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是尚武的形象。不言自明,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视为高等,也就断定汉族的文化高于非汉族文化。男人的这一转型,作为社会生活主体之一的女人,也理所应当跟着转型,女人只有变得更为纤弱和和顺,才能满足男人的审美需要。试想,一个文弱的书生身边陪伴一群丰腴的女子,视觉上无论如何不怎么协调。艺术家在绘画作品里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男人的这种期待。
二是情欲享受上的某种暗示。宋代士大夫地位空前暴涨,既意味着儒学纲常的复兴,又意味着对年轻、衣着漂亮、殷勤和顺从的女人的需求开始空前起来,并且乐此不疲。因此,他们对女性的“婉”有所期待也就顺理成章了。如画中描绘的侍奉男人的女子,要么是侍奉皇帝的宫女,要么是侍奉学者的婢女和妾,要么是侍奉文人墨客的妓女,数量总比男人多,但中心人物一定得是男的,女人只是使男人更愉快、更享受的陪衬。
换句话说,女侍的在场,证明了男人拥有的权力,足够得到很多女人为他服务。如果女性个个都是“杨玉环”类型的肥胖女子,还如何证明男人的中心地位?还如何让男人获得情欲上的满足?期待是一种普遍愿望,宋代画家们通过作品艺术地再现了男人的普遍愿望:更为瘦小的女性形象可能是男人的共同向往。也难怪李清照形容自己比黄花还瘦,宋代男人视女子为柔弱、娇小的普遍愿望,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了女子缠足在南宋后期的普遍化。
宋代文学历史:
宋朝文学十足发达,秉诗、词、散文都有伟大成就。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颇有出息,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膺号称“苏门六君子”。
苏轼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的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73]。 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74]。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目前正在编撰的《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
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褒,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长调的地位,充实词的形式,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75]。
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彻底的革新,他创立豪放派,扩大词的选材范围,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奠定基础。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此列。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
此外,宋代“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