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畜牧业是怎样的

　　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曾打算尽杀汉人，把耕地都变为牧场，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不如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下面一起看下元代的畜牧业是怎样的?

　　畜牧业

　　元朝的畜牧政策以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为主，尤其是孳息马群。畜牧业发展趋势不稳定，由元世祖时的盛况渐渐趋向衰退，到了元惠宗时，畜牧业的衰败更为严重，其原因最大的是自然灾害。元朝完善了养马的管道，设立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和买马制度等制度。

　　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朝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江南和辽东诸处亦散满了牧场，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

　　牧场分为官牧场与私人牧场。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元朝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30万顷为牧场

　　。云南王忽哥赤的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农家宿食，室无宁居。1331年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

　　岭北行省作为元朝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国族的强盛，元帝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元朝就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或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灾民;其灾民，也常由元廷发给资粮，遣送回居本部。元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给予巨额赏赐，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以维持自己的皇权统治。皇帝对蒙古本土的巨额赏赐，无形中是对这一地区畜牧业生产的投资。

　　延伸阅读

　　蒙古统治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有大量无主荒田和侵夺有主民田，也有新开垦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场等，都是以蒙古皇室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和王公贵族所控制的。

　　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为牧场的情况，在蒙古国和元王朝初期是相当严重的。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在陕西地方，甚至有恃势冒占民田达十余万顷者。

　　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还把大部分官田赐给皇亲、贵族、功臣、寺观。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顷，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给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平江田三百顷，元顺帝时权臣伯颜前后共得赐田两万顷之多。寺院道观也拥有大量田地财产，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拥有田地数以十万顷计。

　　金、宋末年的汉族大地主，许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很小，他们继续兼并土地，一些富户占有两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大部分是战争中被掳掠来的人口，后来也有因债务抵押、饥寒灾荒卖身，或因犯罪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从事官手工业劳动;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财物，子孙永远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佃户有官佃和私佃两种。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来越高，中叶以后往往超过私佃的地租率。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一起出卖;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因经受不了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

　　贵族官僚掠夺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徭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以元末福建崇安为例，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却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却将富户应承担的徭役强加在“细民”身上，“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因此，广大佃户、自耕农因破产而典卖妻女、牲畜，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是十分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