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和元曲四大家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元曲有严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数、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

　　元代文学以杂剧、散曲、南戏的成就最高，后人盛称“唐诗”、“宋词”、“元曲”，也说明元代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黄金时代。

　　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展过程。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鼑盛时期。

　　元代前期，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这一时期也是杂剧创作的兴盛时期，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其中不乏优秀的传世之作。主要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梧桐雨》以及马致远的《汉宫秋》、《青衫泪》、《黄梁梦》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其他较为著名的还有杨显之的《潇湘夜雨》、石君宝的《秋胡戏妻》、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尚促贤的《柳毅传书》、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元代后期是杂剧创作的衰微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南方经济发展较快导致杂剧南移，而用北方语言、乐曲演出的杂剧较难以适应南方观众的要求，导致其生命力的消弱。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杂剧作家和作品。著名的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王粲登楼》，乔吉的《扬州梦》、《两世姻缘》等。

　　元代戏曲除杂剧外，还有南曲戏文，即南戏。其中著名的有高明的《琵琶记》以及被誉为元末四大南戏的“荆刘拜杀”(《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

　　延伸阅读：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

　　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叼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