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意义
意大利战争并不像欧洲历史上的许多战争那样持续时间上百年，但是它的影响却覆盖了诸多国家及许多方面。接下来看看此战的意义都有哪些。以下是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希望你喜欢。
意大利战争的时代背景
诸邦
15世纪正经历着文艺复兴洗礼的意大利是一个经济繁荣发达，文化辉煌灿烂的富庶之地，然而它在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残破不堪。罗马教廷、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米兰是五个旗鼓相当的国家，尽管规模和性质有很大差异，但大致上维持着政治势力上的均势。除此以外，略逊一筹的小国，如埃斯特家族的费拉拉，贡萨加家族的曼托瓦和罗韦雷家族的乌尔比诺，以及波洛尼亚、佩鲁贾、锡耶纳等共和国，地位也都不尽相同，各有自己当地的特色，都对丰富多彩的意大利文明作过贡献，实际上也都是意大利孱弱的根源，统一的障碍。更致命的是，意大利诸国的统治者们在发生内争时总是习惯寻求外国的支持，使得国外列强对意大利事务越来越感兴趣。与此同时，川流不息的新知探求者从欧洲各地汇集而来，其中不仅有穷苦的学者，而且有在本国地位显赫有权有势的人物。此外还有前往各主要宫廷的外交人员和商务客人。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制造了一种印象：意大利是一个艺术的宝库，它富庶而分裂，军事力量薄弱——是不难击败又获利颇丰的战利品。
自从天主教大分裂结束，教廷从阿维尼翁迁回罗马之时起，它就不遗余力的试图将在教皇宗主权之下的所有意大利土地置于教廷直接控制之下。文艺复兴的光辉也让这里为之眼花缭乱，从尼古拉五世开始，教廷进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教宗们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尊荣，甚或更加卑鄙的一味追求扩大家族势力，即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也未能改变。到“教会三恶魔”西克斯特四世、英诺森八世和亚历山大六世的时代，这些文艺复兴舞台上的伟大人物均不能掩盖罗马日益衰落的现实，寡廉鲜耻的任人唯亲、巧取豪夺和横征暴敛，以及罗马城一次次遭受的蹂躏，预示着____即将到来的分崩离析。
15世纪，威尼斯共和国在亚平宁半岛上不断取得土地，它的疆域由阿尔卑斯山直至波河，由阿达河直至伊松佐河，成了意大利政治的重要因素。它在国内的统治稳定而健康，各个阶级都能从繁荣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中获利。由于财富殷实，总能按时关饷，供养雇佣兵扩充国防的方针也很成功。但威尼斯作为新兴国家，不免引起邻国的嫉妒，它的利益是以侵害其他国家为前提而获得的。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米兰、曼托瓦和弗拉拉都因它的兴起损失大量财富，对它贪得无厌的领土欲望感到不安。威尼斯的海外利益又不免使它与奥斯曼土耳其对峙，争夺东地中海的控制权;而随着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的开辟，出现了打破它香料贸易垄断的致命前景。尽管如此，15世纪末，威尼斯从外表上看，还是一个富丽堂皇，奢侈糜费，政治清明，公民团结的城市。
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权在15世纪后期，逐渐落入美第奇家族的一小撮人手里。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自愿接受“僭主”统治，大多数市民对此也无异议。事实证明，与大金融银行家合作，对工商业者很有利。第三代“僭主”洛伦佐·德·美第奇治下，佛罗伦萨进入黄金时代，成为文艺复兴的典范。城市粮食供应充足，慈善事业兴旺，娱乐享受人人参与，艺术家和学者得到慷慨赞助，美第奇府邸成为各地游客向往的宝库。洛伦佐晚年是意大利和平的保护人，他国争端都请求他调解仲裁。与外交上的天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佛罗伦萨军事上的软弱。美第奇家族的政治资本就是巨大的声望，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但是他们的地位自始至终是不稳固的。
那不勒斯在15世纪还是一个封建王国，保留着诺曼征服留下的烙印。法国安茹家族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已宣告结束。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和费兰特以卓越的才能建立起权威，他们改革财政，靠佛罗伦萨资本扩大贸易。对立的安茹派贵族遭到无情镇压，安茹的勒内的领土要求也被抵制。但阿拉贡王室治下的那不勒斯，始终是意大利政治中的不安因素。在宗主权问题上，那不勒斯国王与罗马教廷摩擦不断;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在亚得里亚海上竞争激烈，威尼斯竭力想取得阿普里亚的几个港口。这些局部的冲突很容易引来外敌干涉，威尼斯和罗马一直在鼓励安茹家族重申对那不勒斯的要求，国内外的安茹派也不断请求法国出兵。即使在这样的隐忧之下，费兰特之子，好战的野心家卡拉布里亚公爵阿方索仍然不顾一切的扩充势力，其女婿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的米兰公国就是他的目标。
米兰公国在维斯孔蒂家族断绝后，转入雇佣兵领袖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手中。他的继承权来自与末代维斯孔蒂公爵私生女的婚姻，更多是出于民意而非法律。有维斯孔蒂血统的奥尔良家族的对米兰似乎拥有更充分的权力，这就为日后路易十二的入侵埋下伏笔。15世纪后半叶，米兰在历代斯福尔扎公爵统治下，繁荣昌盛起来，大兴水利灌溉，农业、丝绸业迅速发展。它还拥有优于意大利除那不勒斯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控制着法意之间几条主要通道，是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也是对威尼斯领土扩张的钳制。卢多维科·斯福尔扎(摩尔人)当权(1480年)以后，米兰进入它最鼎盛的时期。但年轻的公爵夫妇对凡事都得听从这位叔父摄政非常不满，阿拉贡的伊莎贝拉一再向父亲，那不勒斯王储卡拉布里亚的阿方索抱怨。有此良机，阿方索更适时宣称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曾指定阿拉贡王室为米兰公国的继承人。他的进攻似乎即在旦夕。
为建立一个抵抗无论来自意大利本土还是外部强国侵略的防御体系，意大利各国曾制定一套复杂的机构，但从未得到实现。15世纪后半叶半岛的和平主要依靠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密切谅解，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不懈努力。正当米兰和那不勒斯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洛伦佐于1492年4月去世，这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西欧列强
路易十一重建起来的法兰西王国从百年战争的创伤中恢复，战争的结果也使它摆脱了由于佛兰德斯-勃艮第国家的存在而产生的威胁。它的国力迅速恢复，人口远远超越西欧其他强国，也拥有欧洲最大的常备军。查理八世经历了由博热的安妮摄政的七年之后，终于独立掌权。在成功的与布列塔尼的安妮缔结婚姻之后，法国已无任何近忧。尽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还要求继承勃艮第，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仍不放弃法国王位，他们皆无力再启战端。这为意大利事业扫清了道路，以萨莱诺亲王安东内利·迪·圣赛维里诺为首的安茹派流亡分子极力敦促查理八世进军那不勒斯。虽然查理八世继承那不勒斯王位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据，但按照安茹的勒内遗嘱，他是安茹家族的事业的代理人，而且他充满了童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十字军的豪情，一直梦想着以那不勒斯为基地，进攻土耳其，收复圣地。1493年4月，与那不勒斯调解失败后，急于寻求靠山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公开宣布自己是法国的事业的支持者，米兰从此门户大开。红衣主教圭利亚诺·德拉·罗韦雷投奔法国宫廷后，更加火上浇油，他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政敌，想借助法国的力量将对手废黜。发动进攻之前，查理八世又通过妥协取得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和皇帝马克西米连的默许。巴塞罗那条约把鲁西永和塞尔达涅交还西班牙;森里斯条约则将弗朗什孔泰和阿图瓦交给皇帝。为了征服意大利，查理八世将前任在扩张法国边界上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
西班牙在15世纪迅速成长为地中海强国，建立宗教裁判所(1478年)，攻克格拉纳达(1491年)和探索新大陆均显示出这个正在上升的国家的信心和狂热。虽然在“二王并主”(1479年)之后，它也还只是一个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统治下的诸王国联合体——卡斯蒂里亚、阿拉贡、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等国均拥有相当独立的地位——但王室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加强。由于连年对摩尔人作战，由于全国大部份土地贫瘠，西班牙的贵族比法国人更依赖军事冒险;西班牙人也被人看作好战的民族，认为荣誉主要建立在武功上。在军队的体制建设方面，西班牙也是最先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的国家之一。阿拉贡王室与安茹家族争夺南意大利的斗争已达三个世纪之久，国王费迪南德二世领有西西里岛的土地，他希望旧西西里王国的海岛部分和半岛部分归于统一，因此乐于看见他那不勒斯的表兄弟即将陷入的困境，并加以利用。
在这一历史阶段，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开始上升，体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口号。但自私自利，充满了离心主义的诸侯让帝国空有众多人口和丰富资源却无法利用。帝国各个阶层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加强中央集权，以应对咄咄逼人的土耳其和法国的威胁。然而，在实现集权的途径上，贵族和皇帝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帝国大法官、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为首的帝国议会要求组建对国会负责的中央政府，而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则希望将他在奥地利属地实行的改革推广到全德意志，建立起强大的君主国家。此外，马克西米连在帝国边缘进行的军事冒险也很不对贵族们的胃口，他的所为扩大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力量，但和德意志的利益中心却关系不大。因此，当查理八世的侵略带给帝国意想不到的扩张良机时，厌倦了皇帝的空头支票的帝国各界反应平平。马克西米连只得孤军奋战，他默许法国对那不勒斯的征服，换取查理八世对他打击威尼斯的支援;而后，他又与卢多维科建立了密切关系，授予他米兰公爵称号，并迎娶了他的侄女比安卡·玛丽亚·斯福尔扎。有了法国和米兰的支持，马克西米连就可以把窃取了大片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威尼斯共和国赶出大陆，并进军罗马，完成他的加冕礼，最终实现从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的十字军征讨。
意大利战争的历史意义
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直接导致了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覆灭，而且在于它揭开了近代欧洲第一轮霸权战争的序幕，标志着此后法国与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长达300年之久的争斗的开始。围绕着意大利战争所发生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法国和西班牙争夺意大利、进而问鼎欧洲霸权的努力，使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相继卷入这场欧洲范围的争夺，在客观上促成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国家体系初步形成，为1648年最终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欧洲主权地位加强
查理五世的欧洲霸权计划失败，正在兴起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如法国、英国等国的主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查理五世的七零八落的帝国所面临的是法国这样的领土和政治基本统一的民族国家与中央集权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各组成部分已围绕经济 、政治和民族利益而基本团结起来，初步形成了民族意识，反对外来威胁，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主权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对皇帝的斗争已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感情，这种民族感情与法、英等国的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互相影响，促使欧洲国家独立和主权地位的逐渐增强，推动欧洲国家间关系进一步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而不再是走向统一或帝国的方向，西欧大国间开始形成一种政治均势。法国等欧洲国家和新教诸侯意识到，欧洲大陆不能是一个只有一个大国居于主宰地位的政治结构，虽然佛朗西斯一世及其同时代的君主并没有在理论上阐述均势的原则，在但却在反对查理五世的战争中大力推行并实践着这种政策，这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欧洲国家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展开的外交折冲表明，欧洲国家已日益从本国立场出发考虑对外关系，均势以及在其基础上的结盟外交成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一大重要手段。
城邦外交代表制度
战争推广了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那种常设外交代表制度，从而开始将欧洲各国纳入一种多边国际政治结构。随着意大利战争的展开，欧洲各国间逐渐采纳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常设外交代表制度，意大利城邦与欧洲国家之间、欧洲主要国家之间通过常驻外交代表进行经常性联系的做法普遍化了。到战争的第二年，威尼斯向欧洲大国全都派遣了大使，佛罗伦萨在法国和西班牙有它的常驻代表，连一向惟我独尊的教皇国也先后向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和威尼斯派遣了大使。就欧洲主要国家而言，1495年《威尼斯条约》后，西班牙率先扩大外交机构，相继向威尼斯、米兰、英国、奥地利派遣了常驻大使;奥地利先后在罗马、威尼斯、米兰、马德里、伦敦有了常驻代表;法国向教皇国、威尼斯和米兰派遣了大使，它对其他国家兴趣不大，如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 ，1509-1547)曾在1514年建议英法互换大使，但直到1518年法王佛朗西斯一世才予同意 ，因为此时的法国需要借助英国来抗衡西班牙和奥地利;英国从1505年起先后向奥地利、佛罗伦萨、米兰、尼德兰、法国和教皇国派遣了常驻大使。欧洲各国互派常驻外交代表，加强了彼此间的交流与联系，加深了相互了解，促成了许多谈判， 缩短了一些战争的过程，促使其相互关系开始成为一种多边的国际政治联系。
欧洲占据主导地位
意大利战争所展现的政治和外交表明，欧洲政治经济中心正日渐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转移着，欧洲国家逐渐在近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战争的持续、蔓延和展开，欧洲其他主要国家英国、瑞士、德意志诸侯国、土耳其等相继卷入，交战场所从意大利半岛向着欧洲大陆扩展并转移，逐渐卷入了大西洋沿岸的英吉利海峡与莱茵河流域、中欧地区的多瑙河流域以及地中海东部和北非沿岸等广大地区，意大利战争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战。大西洋沿岸各国愈益成为欧洲外交舞台的主角，决定意大利战争进程及其后的欧洲政治平衡的，不再是地中海地区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土耳其以及中欧地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诸侯国，而主要是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说明，到战争结束之时，西欧已成为近代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随着航海技术的出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意大利的商业地位开始削弱，西欧各国在商业和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逐步确立，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史家所说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形成，欧洲的商业贸易中心也在向北大西洋沿岸的尼德兰地区和英国转移着。因此，意大利战争还在客观上促成了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从而为建立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国家体系准备了一个多边经济交往框架。
发展法国民族经济
法国为支持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必须发展民族经济。王国政府尤其重视铸炮业、造船业和印刷业，金属的生产受到刺激，采矿业日见兴隆。为了运输矿石和各类原料，政府开凿和加深运河，筑路架桥，保障商路通畅，限制地方关卡，促进度量衡的统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得到了改善。里昂的银行家准许国王从他们的金库中提取现款，以应付战争需要。弗朗西斯一世在倡导、鼓励工商业活动的同时，改革国家的财政税收。1523年王室领地的收入和税收集中到御库，1542年设置税务局。政府得以豢养一支兵员众多并因薪饷优厚而忠于国王的职业军队，还可支付1.2万名官吏的俸禄;法国形成了欧洲各国中最庞大的和有效的行政机构，钳制、削弱了地方贵族的特权。战争的需要有利于君主加强对御前会议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控制。自弗朗西斯一世起，国王的诏书以“此乃朕意”结尾，表明君主已凌驾于上述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凡此种种都促进了法兰西的民族统一和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发端于路易十一时代的法国专制君主制成功地经受了意大利战争的考验。
改变意大利政治地图
1559年的卡托一康布雷齐和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地图。此时意大利众多的邦国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西班牙统治的邦国和地区;第二种是独立的邦国，第三种是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依附于西班牙的邦国。诸邦国的政治制度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威尼斯、热那亚、卢加保存了城市共和制;教皇国是神权统治;其它多数邦国都实行君主专制。不论实行什么政体，各邦国的军政大权都操在国君手中，等级代表机构近乎没有。在经济上，各邦国政府都实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对输入货物课以高额关税，鼓励地方产品出口，给企业主一些贷款和特权，同外邦签订有利的商约，吸引外邦的专门家移住本国。但是，在整个封建割据体制的束缚下，这些政策收效甚微。加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使意大利又遭到一次巨大的破坏，外国军队蹂躏了美丽的国土，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估计。战争结束后，城乡满目疮痍，工农商各业处于萧条状态，14、15世纪的经济繁荣为16世纪的衰落所代替。
改进火器广泛使用
意大利战争期间，经过改进的火器(火枪和轮式炮架青铜火炮)首次得到了广泛使用，炮兵首次参加野战和堡垒、设防城镇的攻防战斗。对要塞经常采用围而不攻的战术。野战军队用于为受敌围困的据点解围。攻击要塞时，首先构筑围攻线，而围攻线必须设在要塞防御工事炮火射程之外，尔后构筑土木工事组成的阻援线。只有在这之后，才逐步展开攻击。意大利战争证明，雇佣军是不可靠的，其战斗力多半取决于交战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取决于雇佣军的民族特点和是否及时发放薪饷。意大利的历次战争还证明，政治形势决定战略局势，而军事行动却不能对战争结局发生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