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的真假之谜

　　《田中奏折》通指在1929年曝光，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但实际上他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下面小编给大家讲下田中奏折的真假之谜。

　　《田中奏折》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过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日本当局立即否认有此奏折，并对外一致声称《田中奏折》为伪造之物，旨在污蔑大日本帝国。日本当局许多的当事人还先后出面发表谈话，声称从未见过此奏折。日本的学者也跟着推波助澜，叫嚣《田中奏折》纯属伪造。

　　日本方面否认的理由依据主要是：

　　首先，《田中奏折》书写形式不符合日本惯例。

　　日本政府认为，当时中国方面所公布的《田中奏折》从内容到形式均存在许多错误，不符合日本书写和呈送奏折的惯例。从上奏的形式上来说，奏折一般不写收件人的姓名，而是通过宫内大臣向上呈递的。但这个奏折不仅写了收件人，而且写的是宫内大臣。

　　其次，奏折内容存在失实、错讹之处。

　　日本政府还指出，奏折内容有失实、错讹之处。如：奏折里提到山县有朋参加了解决有关《华盛顿九国公约》的对策会议，但1922年2月6日缔结此条约时，山县有朋早在五天前就死去了;奏折说这个时期田中义一被派到欧美去了，实际上他去的是菲律宾;在奏折里有“福冈师团”的称谓，但事实上在福冈并没有师团;吉梅线的竣工日期是1929年5月间的事情，而1927年7月写成的奏折，却说它已经竣工了;奏折中还使用了“帝国主义”等不相称的用语。

　　那么，《田中奏折》到底是真是假呢?既然它是田中义一递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国方面又是如何得知确切内容的呢?这就不能不谈到田中奏折事件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在日本亲手抄录《田中奏折》的当事人蔡智堪，另一个是得到《田中奏折》抄本并加以翻译和发表的当事人王家桢。

　　蔡智堪，中国台湾人，曾经旅居日本多年。正是他通过当时任日本宫内大臣的牧野伸显的帮助，扮作补册工人进入皇室书库，得以将《田中奏折》抄录带出，并亲自赶赴沈阳交给时任张学良秘书的王家桢。王家桢将其翻译后，未敢擅自向外界公布，而是将它交给当时的中国外长王正廷，最终得以让《田中奏折》曝光。

　　如果说《田中奏折》是伪作，那为何日本政府在《田中奏折》公开的第二天，就将当时书库的官员全部免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而日本自1927年以后采取的一系列侵略扩张行为，则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没有丝毫偏差。这又作何解释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无论日本承认与否，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要征服中国乃至称霸全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在历史上真的从未出现过《田中奏折》一事，也不能改写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