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物价水平怎么样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那么民国时期的物价水平怎么样?

　　上世纪三十年代，当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北京的时候，中国人的心气儿是很高的。那时候，内战已经基本结束，货币尚未开始贬值，新修的铁路贯通了南北，民族的工业蒸蒸日上，各大城市都焕发出自民元以来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农村——农村破产，农业萧条，农民种地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糊口。但这都是被国外农业和国际市场冲击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虐待农民。更何况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被拴在土地上，他们可以自由迁徙，可以进城务工，可以携家带口去任何一个大都市自谋生路，落地生根，无需介绍信和暂住证。所以那时候进城务工的农民相当多， 特别是在江浙地区，六成以上的农民都进了城，城市化程度远远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

　　农民之所以进城，是因为农业收入太低。农民进城以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是拉洋车还是捡破烂，无论是进厂上班还是去码头当苦力，收入都比种地高，活得都比在乡下好，但是跟城里人仍然没法比。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库斯在天津做过记账式调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块大洋，而来津务工的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挣到9块大洋的工钱。双方的居住条件差别更明显：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济也能在大杂院或者多层公寓里租一间小房住;农民呢?如果住不进厂里的集体宿舍，那就要跟同乡们联手在垃圾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简陋的贫民窟。

　　奇怪的是，虽然农民收入低，住得差，却比市民活得还要开心，因为他们的消费层次本来就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少，只要不染上赌瘾，只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钱完全可以让他们活得志得意满，乐不思蜀。与此同时，市民却总是感觉到钱不够花，日子过不下去，活得越来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报》刊登了一个民国白领的家庭账本，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这位白领念过大学，在某公司做中等职员，月薪高达50块大洋。

　　严格讲，每月50块大洋不算高薪，因为当时大学教授的月薪在100块到600块大洋之间，知名作家如鲁迅、茅盾、张爱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几百块大洋的进账。不过跟大多数普通人相比，月薪50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绸缎庄高级账房的收入——月薪仅10块大洋;鲁迅小说《祝福》里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里做女佣，一年工钱才12块大洋;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在北京拉洋车，吃最便宜的大饼，住房不要钱(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里)，从不赌钱，从不嫖妓，从不花钱看病，结果呢?“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用三年时间才挣够100块大洋。

　　那时候，天津老城区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块大洋能买四间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所小型四合院。这位白领月薪50块，买房一定不在话下，可是他却没有买房。他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初生不久的女儿，可他仍然没有买房。

　　他觉得钱不够花，他的薪水勉强只能应付开支，绝不可能攒钱买房。他每月都在记账：“10块钱租了一层全楼，连了一盏25支光的电灯。”住房开支10块大洋。“住的地方离公司远，天天要叫洋车，费3块钱车费。”交通开支3块大洋。“衣服扯5块钱一个月，帽子、鞋袜都在内。”服装开支5块大洋。“随便看一次影戏，或是同着邻居打几回搓麻雀，一块娱乐费也是要的。”娱乐开支1块大洋。“肥皂、草纸、纸笔、理发……4块钱杂费尤其不能省了。”杂项开支4块大洋。

　　另外他还要买米买面，买肉买油，要给女儿买洋奶粉，要和妻子去参加朋友的婚丧喜庆，要招待“乡下来的亲戚”，偶尔感冒一回，要买阿司匹林……“在市上看见了一对花瓶，买了回来，欢喜得了不得，供在台上，看着也开心，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

　　月底统计各项开支，他总会花出去50块大洋以上，他结婚前积攒的四五十块大洋很快就没了。他想到也许会生病，也许会失业，小孩大了也许要上学，他的开销只会越来越大，而他的收入却可能有减少的危险，所以“他恐慌，他忧虑，他愁思，他终日想到钱”。

　　总而言之，他活得很焦虑，很紧张，很有危机感，就像现代中国的白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