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有什么影响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同中央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战争， 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因为唐玄宗晚年不管朝政引起。那么安史之乱有什么影响。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长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至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

　　唐玄宗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得知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相当震怒。他立即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准备防守，接着任命他的第六皇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

　　兵临长安

　　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室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室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想尽快平定乱事，加之杨国忠痛恨哥舒翰因此借刀杀人挑唆皇上，迫其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

　　马嵬兵变

　　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史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 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平定乱事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的历史影响：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有的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有的不入贡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