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新知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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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北洋史研究的新视野

　　北洋史研究曾长期是民国史乃至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门，近年来有所升温，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盘点。本次论坛聚焦于北洋史，不仅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同时也从北洋时期的历史传承、政治与权力、中外关系、经济社会、舆论传媒、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与会学者力求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摒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偏见和教条，以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学者们还致力于发现既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偏弊之处，探索北洋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与新理路，以期打开北洋史研究的新局面。会议呈现了学术交流的深度和高度，产生了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争鸣，呈现了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潜力与魅力，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走向丰富和深化。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洋史研究曾是民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门。然而，近些年北洋史研究悄然升温，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增长点，相关论著不断涌现。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诸多进展做阶段性的盘点，目前似乎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此外，这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学界迄今未能达成共识;未来北洋史研究往何处去，也还缺乏足够的探索与讨论。基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办的“第二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将议题聚焦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史研究。这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5-27日在成都召开，对民国北洋时期卓有研究的40余名学者与会，对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既有对北洋时期及北洋史研究的总体概观，也有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不同角度的具体审视。

　　―、北洋时期历史之整体再思

　　由于革命史话语长期在学界位居主流，北洋时期常常被视为“黑暗”年代，对其研究也在总体上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如何还北洋时期的历史以真实面目，以及如何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和评估这一时期，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指出，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历史叙述脉络所概括。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历史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这一称谓即表明研究对象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另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及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多受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影响。因此，“北洋军阀”的名头就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永远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但是，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或北洋政府时期，有以偏概全之嫌。如“军阀”常给人以蛮横、无知、霸道的印象(如张宗昌常被拿来举例)，其实，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的文化素质可能是较高的，其中不乏像徐树铮那样的儒将。北洋集团的幕府也藏龙卧虎，包括桐城派的文士。学者往往指责北洋军阀集团的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乃是清政府的制军，截然不同于起于乡勇的湘淮军;北洋大臣也不过是清廷办理通商等夷务的代表，而非地方性职官。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缘于袁世凯小站练兵，但不能简单地说它是私人化的群体。因此“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会导致种种偏弊，使得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的状况。北京政府时期，政党派系错综复杂，制度建设承前启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都非常值得研究。即使是研究北洋时期的历史，也不能仅限于军阀，而应拓展至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等。总之，要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这样，北洋时期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认为，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定名，如何记叙、理解并评价这段历史，仍然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一是分裂性，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分裂、中央系(北洋系)内部的分裂、地方派系的分裂等;二是松散性，中央政权及地方政权控制力薄弱;三是无序性，缺少有规则的政治运作方式，国会与政府运作纷乱。这些特性基本上表现在后袁世凯时代。如果从传统王朝治乱兴衰的循环考量，具有与旧传统的相类性。不过，这一时期也表现出若干鲜明的新特点：在经济方面，得益于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法制和一战时期的内外需求，现代经济有一波长足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发生，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的观念大兴，民族主义的观念普及;在外交方面，外交手法的运用可圈可点，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改观;在政治方面，国民革命兴起，政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前所未见，南中国的基层社会一度激变。因此，从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理解，这一时期可谓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仍旧，或许可将其定位为近代中国的过渡年代，甚至可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过渡年代。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华腾认为，长期以来学术主流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持否定态度，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这一时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政治上，这是尝试建设西方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时代;经济上，在北洋政府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思想文化学术方面，这一时期是较为自由的，涌现了数百家报纸，可公开批评政府;外交方面，北京政府不仅保住了清政府留下来的领土主权，还部分收回了权益，并非卖国政府。此外，他还探讨了民初共和道路的问题。他认为，共和民主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只能在与中国固有文化经历冲突与融合之后，才能深深扎下根来，而这一过程非短期所能见效。因此，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应该是比较科学的。袁世凯也曾提出实施民主共和的约法、宪法‘‘二部曲”，其思考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关于北洋时期的称谓，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格外关注。四川大学历史系杨天宏认为，北洋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的确是个问题，传统的概念无法涵盖其时的全部内容。王先明指出，北洋由最初的地域概念逐渐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由北洋串接起来的一系列新事物实际上是现代化转向的轨迹。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提出，是否可以采用张玉法在《中华民国史稿》中的提法，即将1912年至1928年称为‘‘第一共和”或‘‘第一民国”1928年至1949年为‘‘第二共和”或“第二民国”。四川大学历史系陈廷湘提出，这一时期的称谓应该规范，如可称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政府相对应。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提出，若将这一时期称为“北京政府时期”，那么曾存在三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中山大学历史系关晓红则认为，这一时期的称谓是‘‘北洋时期”还是‘‘北京政府时期”，关系并不大。

　　一些学者还提出，过去北洋史存在“污名化”的状况，应当予以纠正。杨天宏提出，北洋时期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制度影响甚大，可谓“奠基时期”。过去将北洋时期说得很黑暗，其实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另一面，如在立法方面就颇有建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永恒补充说，北洋时期在法制方面的成就更多地在于司法方面“司法独立”在当时是各界公认的原则，且大理院以司法判例的形式起到了立法的作用，这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是个亮点。

　　关于北洋史的总体研究状况些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唐启华说，北洋研究从过去的孤寂、饱受批评到逐渐壮大、得到肯定，令他欣慰。邱捷指出，北洋时期的研究若算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成立及北伐战争等内容，其实既有研究并不算少，甚或可以说是非常多的。陈廷湘认为，北洋时期是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最主要的原因是革命史观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史料缺乏也是重大阻碍，很多重要人物如徐世昌、冯国瑋的材料，迄今无人整理或难以搜集。

　　二、北洋时期的历史传承

　　在革命史话语中，从晚清到民国的断裂往往被夸大，而其延续则多少被忽略。近些年来，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一些法学界的学者甚至着力强调晚清与民国之间政权与主权的延续性。有人提出《清帝退位诏书》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以“禅让”的方式实现了“主权转移”，民国主权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清帝拥有天下共主的地位，诏书的颁布使中华帝国避免了分裂命运，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诏书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其作用堪比《临时约法》。对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天宏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说法虽大胆新颖，对历史学者有一定启发，但它们从根本上抹杀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既有违史实，也有乖法理。他指出“主权转移论”其实源自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有贺在1913年《革命时统治权转移之本末》文中提出：清帝逊位诏书宣布统治权从皇帝转移到全体国民，因此中华民国的统治权系由清帝让与而来。但是，在‘‘主权转移”论者那里“统治权”被替换成了“主权”而无视二者内涵的差异。他继而指出，由于这些学者认定“主权转移”出于清帝的逊位举动，因而从帝制到共和的根本性转变就被描绘成了类似古代帝王间的和平“禅让”。从法理层面言，两种政权的性质迥然不同，断无封建帝王将主权让渡给其视为臣民的“人民”之理;从事实层面言，清帝退位在当时情势下实属不得不然，根本谈不上“禅让”。他还指出，在南北和谈过程中，南方就坚决反对“授权”之说，袁世凯本人也表示自己是由人民推举而非清帝授权来执掌政权。针对“主权转移”论者提出的清帝退位诏书保证了主权连续性而避免民族分裂的观点，杨天宏认为，这一说法错误的关键在于，它将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言说与清代疆域的既成事实相混淆。政权易手，疆域依旧，这是国际政治的既定规则，革命产生的新政权并不需要清帝的授权来获得领土主权的合法性。而且，考诸史实，这一说法也夸大了清帝在维系民族地区广大疆域方面的作用。清朝崩溃之后中华民族未解体，除各民族之间的历史纽带维系之外，民国政府在民族方面的积极政策也功不可没。最后，针对“王权转移”论者提出的从国际承认角度看清帝逊位为民国政府提供主权的外部“合法性”的观点，他指出，从史实来看，清帝是否“授权”并没有成为条约关系国在承认中华民国时的考量因素。各国在承认民国时，首要考虑是维护既得利益(不过也有美国那样因出于国内民意压力而承认民国的国家)，清帝的诏书很难对它们的承认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对杨天宏的观点，胡永恒表示赞同，认为历史研究首先应立足于史实，不能因某些理论先入为主而任意剪裁或阐释历史。

　　曰本东京大学的村田雄二郎也关注晚清与民国之间的延续性问题。他提出，武昌起义后的南北交涉，在清帝退位与建立共和政府的问题上达成妥协，留下的悬案是清帝退位后如何移交统治权的问题。即将建立的新政府的“法统”(或称“合法性”是基于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源于清朝皇帝?这一问题直到袁世凯掌权之后仍然较为模糊，给各种政治势力做出不同解释留下余地。从《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看，清廷和北洋集团都认为袁世凯是直接继承清朝皇帝的统治权而组织了民国政府。此外，他还考证了《清室优待条件》的产生及其演变，指出《优待条件》是作为清帝退位的交换条件而出台的。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向来持批判态度，他则认为应给予积极的历史评价。他同意喻大华在199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优待条件》并非袁世凯编造，而是南北议和会议初期由伍廷芳起草，辛亥革命时期南北政权相互让步与妥协的产物。他指出，在南北议和中，伍廷芳担忧如南北对立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分裂状况将持续并最终导致边疆民族的背离，因此极力促成革命派阵营内部的意见统1，提出《优待条件》草案。之后，南北几经磋商，终于就《优待条件》基本达成一致。他还考察了《优待条件》的执行情况，指出民国政府为了利用旧皇室的影响力维系满蒙王公的信赖，不得不履行相关条文，即便是在中央财政经常呈现赤字的状态下，也不断努力支付规定的岁费。关于《优待条件》的法律效力，村田提出，它在民国的法律体系中被定为“准宪法”，袁世凯也将其视为证明自己权力来源的重要文书。袁去世后，清朝遗臣曾反复要求将优待条件编入宪法。1924年北京政变后，《优待条件》被修正，皇帝尊号被废除，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

　　中山大学历史系关晓红从制度沿革的层面讨论北京政府时期所处的承前启后的地位。她认为，自1912年至1928年，中央政权虽然频繁更迭，甚至出现帝制复辟的逆流，但大体上还是延续了清季和辛亥制度改革的方向。在政制构建方面，这一时期面临着国体与政体的艰难选择，也面临着集权与分治的难题：既要避免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又要贯彻民主宪政，防止专制暴政。当时的各党派团体，皆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却都不敢全然违碍民国的政治导向，只能在共和制的框架及维护统一的前提下寻求自身的位置和利益。在多种政治势力的反复角逐、多方试验之下，仍然找不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照搬移植欧美日本政治制度的可行性，尝试进一步调整改进。国家层面的总统制、责任内阁制与内阁责任制之争，批判代议制并代以国民大会，各省层面的官治自治以及地方行政的分层，固然有各方利益作祟，但更多的还是制度与国情、时势不相吻合造成的困扰。因此，不能一味指责当事各方的政治品格，应透过党派纷争的乱象体察制度建设的症结所在。她强调，如果漠视清末民初制度发展承前启后的事实，就会斩断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历史联系，将后来国共两党实行的政治体制简单地认为是模仿苏俄，容易忽略北京政府时期政制建设的实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迟云飞从政治模式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失灵了，因为这是一种很松散的统治，社会动员能力极低;它追求的是现存统治的巩固，而不是与别的国家竞争。清朝灭亡后，所谓的“宪政”和多党政治昙花一现，军阀政治登上历史舞台。军阀政治的特点是，第一，主要靠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第二，缺少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支撑;第三，主要靠武力维系其统治;第四，社会基础薄弱。这种体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不强，反而因缺乏过去君主制中的正统观念而导致政局更不稳定。

　　三、北洋时期的政治与权力

　　北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强权大行其道，政治乱象纷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生态?纷繁芜杂的表象之下又潜藏着什么样的内在机理?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学理上的审思。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关注北洋时期的政治秩序建构及演变问题。在他看来，辛亥革命虽终结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但真正的难题在于“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如何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实现政治建国(statebuilding)的问题。从1912年至1927年短短15年间，中国经历了三种迥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从多党轮替的议会民主制到总统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再到具有高度组织内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党国体制。这一时期的政治为何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混乱困境?他围绕“公意”(generalwill)这一政治哲学概念来做出回答。他认为，革命后的真正问题，乃是如何通过制度设置来实现“公意”的问题。“公意”这一概念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到五四时期开始流行，其内涵在中国经历了从客观公理至主观民意的变化过程。民初的政党议会制的困境在于它无法将私意聚合为公意。各党派争权夺利，招致国民的普遍不满。民众在对代议民主制失望之余，对强人政治重抱希望，于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威权制走上前台，但袁仍缺乏行政威权制所需的高度权威，其集权措施又得罪了革命派、立宪派及地方实力派等各种政治势力，故其统治很快走向崩溃。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军绅政权”的乱世。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一种新的、号称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体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那就是党国体制。这一新体制试图解决民初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意悬空问题。但是，它比起卢梭的构想更为激进，权力也更为集中，更像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一全部权力归属于唯一的主权者，人民只是间接的主权者。总之，从民国初年的代议民主制、行政威权制到党国代表制，公意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总是被各种政党、势力和独裁者所代表、所冒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认为，通过革命切断王权而创建现代国家政权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要讨论民初政权样式，应参照较早实现政权转型的西方大国。西方现代民主政权的建构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直接走向民主制，另一种是经过动荡，最终由一个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掌权而过渡到完整的民主制，或直接由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将君主制逐步改造为民主制。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这两种路径都没有走通。孙中山有成为权威人物的气质，但没有成为权威人物的力量，因而未能按其理想建立民主共和政权。袁世凯是个权威性和新思想都有所欠缺的人物，而袁以后的历届政府都是各实力派妥协的产物，只是在北京举着共和的符号而已。孙中山在屡受挫折后与苏俄合作，由此开始从议会制向党治的过渡。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过程的倒退，其实未必。如果没有一个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执政把国家引向民主，中国不可能直接走向完整的现代民主政治，因此通过训政把中国引向民主也不失为可行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党治不一定弱于徒有虚名的议会民主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探讨了民初的代议制问题。他认为，进入民国后，国体改变已成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核心问题便是尝试政党政治。这对于强调君子不党的政治文化而言，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实施议会方式的民王制，对当权的新派也是考验，解决得好则气象一新，可取信天下而诸事易为;解决不好则会招致麻烦，每况愈下。从清末的各种“会”起，中国的新政党王要是‘‘自议”而非‘‘代议”最多也只是代民立言式的“代替议”而非“代表议”或“带议”(带头议、带着议)而非代议。议员们仍基本维持着士为四民之首的心态和习惯，自居先觉和楷模，几乎未见他们试图了解其所代表之人的意见。这种代议的结果，是被代的人民逐渐虚悬化，人民并未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作为个体的老百姓，其政治地位未见提高。代议制既未能真正落实，民初政府的治理又未能有效开展，由此引发了国人的种种不满。民初几年的实践证明实行议会制在中国尚不成熟，国会的无效率和腐化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几乎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士人的共识。

　　与以上几位学者关注政治上层和整体制度框架不同，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关注北洋时期的基层权力。他认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是了解近代中国乡村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广东珠三角地区值得特别重视。这一地区是外国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也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社会变化较之国内多数地区更为激烈，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其交通条件、语言、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民国初年珠三角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如区、镇、乡政权，很多是晚清公局的延续。清末珠三角成为战乱之地，官府鼓励士绅组织团练应付外忧内患，普设公局。公局拥有武装，行使征收、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在晚清，公局基本上与朝廷、官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可以说是官府的代理人;在民国初年，公局与国家政权更为疏离，成为维护地方权势人物利益的工具，有时甚至武力对抗政府。辛亥革命后革命政权对珠三角乡村地区的管控不如晚清，一个重要原因即为没有掌握公局这样的基层权力机构，在乡村缺乏代理人。他还指出，进行珠三角基层权力机构研究的困难在于原始档案较少，不得不大量利用报刊及其他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李德英指出，就基层社会而言，四川的情况与珠三角有很大区别。在四川，民团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后来地方士绅逐渐退出基层治理，为政府权力及其他势力进入提供了机会。在上层剧烈动荡的情况下，基层的变迁可能要缓慢平和得多。

　　北洋时期政权涣散，基层统治乏力，国共两党发起的革命正是在这1时期开始风起云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反思了中共早期的革命。他提出，中共的成立主要是受共产国际影响，而非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结果。各国共产党早期的共同特点是内部斗争非常厉害，但中共的情况不一样，它在陈独秀的领导下较为团结，陈的个人威望和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早期，中共遵循共产国际的指令，多基于俄国革命经验，基本上是通过组织群众运动来发起暴动。这种模式的失败导致后来看待陈独秀时代的“失败史观”，即认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是失败的。但是，若看到这一时期中共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则不能说是失败。另外，土地问题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反省，把农民动员起来似乎并不像后来想象的那么困难，在北伐战争时期，上百万的农民很快就被动员起来了，而此时土地问题尚未提上日程，很多农民在分到地后反倒不积极革命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首要目的是打土豪，而非分田地。与此相关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革命运动中，小学教师是最为积极、活跃的群体之1，是革命的骨干力量。这些小学教师有无自己的利益诉求值得反思，打土豪就是他们争取农村领导权的直接体现。此外他还提到，在农村减租、减息、减税，受益的群体其实是不一样的。乡村社会构成非常复杂，故中共采取不同的政策进行动员。针对1920年代动员群众较为容易的现象，许纪霖指出，杜亚泉曾提到，中国的游士、游民这两类边缘群体很容易被动员;另外，余英时也讲过二十世纪中国“边缘中心化，中心边缘化”，这一进程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开启，这是中共较易动员民众的一种解释。他还认为，小学教师之所以成为农民运动的主力军，重要原因是其接受了新式教育，其理想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指出，与农民运动相似，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也是小知识分子。桑兵提出质疑，认为王奇生所讲的乡村与王先明等人所讲的乡村似乎不是同一个乡村，建议应融贯多方面的材料而得出乡村的图景。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提出，在北洋时期，政治治理的方式变了。那时政治方面的变化，即使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都适应不了。当时的名流介入政治的方式，如发通电等，是全新的方式。物质技术层面的改变对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何种影响，应当有所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提出，研究北洋时期，既要看文本，更要看其落实的情况。北洋时期是乱还是治，是退步还是进步定要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看。在这一时期，政治的理想图景并不明晰，统一的中央集权未必是人心所向往的，故可把眼光放到基层的政权建设。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也不再分享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如果有研究能把中央权力的更替与地方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会很有意思。

　　四、中外关系视野中的北洋时期史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唐启华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他指出，清末民初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最重要的北洋派，在革命党视角之下常被描绘为负面的形象，数十年来被贬抑、抹黑以致声名狼藉。他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从清末衙门、外务部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来看，北洋外交与过去革命党宣传的卖国、无能形象大不相同，反而与英国、日本等国外交档案中所展现的进取形象更加接近。他还提出，外交史研究不宜太过分地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以一种受害者的悲情姿态去谴责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北洋人士中有一批所谓的“亲日派”在民族主义史学之下被看成卖国贼，其实应看到，部分原因是他们当时常对欧美及苏联抱怀疑态度，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态之下，才选择亲日。此外他还指出，从外交史看，从清末到北洋、南京政府时期之间的传承性要远大于断裂性，在外交人事、政策等各方面的延续性相当强，断裂的常常只是外表的薄薄一层。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育民多年来致力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研究，他提出，不平等条约关系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关系，构建这一关系的主导理论是传统国际法规则，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传输了体现公理的进步规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传统国际法转向现代国际法，晚清时期形成的不平等中外条约关系，开始逐渐走向崩溃。巴黎和会召开的1919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标志着新时代的序幕。在此前后发生的种种事件，均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为强权政治提供某种依据的传统国际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受到冲击。其二，中国政府开始向各国列强提出修废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国际舞台上正式启动了政府交涉。其三，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掀起了新时代废约运动的第一波浪潮，激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四，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使列强感受到了强烈震撼而开始改变态度。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考察了近代中国“军阀”话语的形成以及革命史观对这一话语的影响，并强调了与此相关的日本因素。他指出，李大钊在1917年《辟伪和论》一文中率先使用“军阀”概念，其后“军阀”话语体系迅速发展。北伐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宣传的推动，军阀概念被国共两党的革命理论所吸收，成为有力的社会动员与宣传工具，也为确立“党军体制”的指导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国共两党先后执政，革命史观下的“军阀”话语体系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直到198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他还提出，早期中国学界的军阀定义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不能忽略日本学界的影响。日本学界及媒体最早提出了‘‘军阀”概念来批判本国军人政治，指的是军人或军方实力集团利用军制特权干预政治。这种以军政关系为视角的批判话语传到中国，发挥了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曰本学界的中国军阀研究中，也可清晰发现中国军阀话语的基本内容及演变趋势。张华腾认为，这种从日本视角来考察军阀话语的做法很有意思，由此可见研究中国政治外交需要世界史的视野。

　　五、北洋时期的经济、科技与社会

　　相较于北洋时期的政治，北洋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呈现出更多的亮点。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指出，北洋时期在近代中国银行史上非常重要。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延续了晚清较为宽松的民间资本银行准入政策，在金融方面出台法规不下数十种，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无疑是有利因素。在北洋时期，中央层面没有出现过执政党，也就没有一以贯之的金融政策;没有出现稳定的执政当局，也就没有对于银行业长期不断的行政压力。北洋时期是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低谷期，既没有强势的国营企业，中央当局亦没有推行过统制经济，不存在金融垄断的基础。在金融领域，可以说北洋时期是‘‘弱政府、强行业、自由市场”虽然相应的制度供给不尽完善，但经营环境较为宽松;国家银行享有特权，但受政府当局制约较少，甚至蜕变为商股控股而不受节制;一般商业银行‘‘在商言商”，甚少受到政治强力的干涉。这在北洋时期的国家与工商界的关系上，在整个民国时期政府与银行业关系上，究竟是特例还是普遍情况，既值得研究，也发人深省。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朱英考察了1920年代戴季陶在商会改革及商会法修订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戴季陶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思想家，他也十分注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如商会组织改革。他对民初北京政府颁行的商会法进行了激烈批判，并亲自拟定了《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几乎全盘否定原有商会和商会法。这种主张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在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对商会持否定态度，并引发延续数年之久的修订商会法与商会存废之争。后来，戴季陶与国民党逐渐意识到商会的重要作用，转而实施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策略，但并未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纠纷，甚至导致冲突加剧。最终，在戴季陶等人的主导下，国民党中央颁布了新商会法，命令商会通过改组予以保留，商民协会则一律予以撤销。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提出，这一研究很有意思，过去我们认为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实它还是为商民等阶层想了很多办法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证了翁文灏与瑞典冒险家斯文赫定签订的西北科学考察协议。1927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外联合科考活动，然而，其过程却一波三折。起初，翁文灏代表北京地质研究所与斯文赫定等人签订的协议八条被认为是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的严苛协定，北京的学者们结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加以阻挠。后来，经斯文赫定多方周旋，签订《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但比照两个协议的全文，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当时舆论传闻“翁文灏一斯文赫定协议”是“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的严苛协定”是不准确甚至有失公允的，说翁文灏与斯文赫定暗室密谋卖国协定则更属无中生有。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廖大伟探讨了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史应该如何研究与撰写的问题。他指出，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国内学术成果较少，迄今还没有一部这一时期上海史的专著。

　　与国内相反，国外学者却在这一领域有不少成果。目前《上海通史》(新修)项目启动“北京政府时期上海”单独成卷，拟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写起，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止。他还提出了该著的写作大纲，向与会的专家们征求意见。杨天宏提出，这一提纲从总体上看仍属革命史范式，它未必能概括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文化、科技、社会生活;此外，租界也应考虑进去。

　　六、传媒、舆论与北洋时期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提出，新型传播媒介对近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这些媒介却难以在近代历史书写中加以呈现，更难以据此解析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专史”与般史”的割裂。新型传播媒介所涉及的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尽管也构成专史研究的对象，却很少成为近代历史书写的重点所在。近代以降，物质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历史的改变，与之相应，历史书写由过去以王朝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为中心，而专史正是将社会分割为不同面向的产物。梁启超及五四时期成长的新一代学者，致力于从专史的角度书写历史。所谓专史，往往是社会架构下分出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历史。与物质和技术相关的专史逐渐有专门化的趋向，进而成为行业史，多少受到史家的轻视。但是，如果这些物质与技术的因素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则会降低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也会影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如何将专史与一般史加以会通，是史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系王先明关注20世纪前期舆论聚焦的乡村危机问题。他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乡村危机成为学界、政界争相谈论的焦点，报纸杂志也有大量相关报道和讨论。他以《东方杂志》为中心，深入分析社会各界在面对乡村危机时体现出来的关怀及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杂志》持续关注乡村问题，以大量篇幅发表相关文章，并以推出专号、开辟专栏、举办征文等形式扩大影响，对乡村问题的探讨也日趋专题化、学术化。从内容看《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对土地问题的关注、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乡村的影响、乡村发展的失衡、解救危机的对策等方面。从风格来看《东方杂志》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凸显强烈的理性精神与问题意识。通过《东方杂志》等报刊的努力，乡村危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引发了人们对救亡图强道路的思考。针对王先明的发言，邱捷指出，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变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所谓危机并不一定只发生在二三十年代，仅凭《东方杂志》不足以做出判断，应将该杂志与同时期的其他刊物比较。陈廷湘也指出，舆论中的农村与实际的农村之间的差异应当引起充分注意。杂志中的调查研究常常出自知识分子，其调查往往难以深入。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有隔阂，很难得到真实的数据情况。郑大华提出，将《东方杂志》的立场视为保守是不对的，其主编胡愈之是中共党员，立场偏左，如该杂志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在胡愈之执掌杂志的前后就很不一样。相较之下《大公报》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可能更为公允。四川大学历史系徐跃指出，王先明在讨论乡村危机时侧重经济问题，没有讨论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如赛会、投石等乡间活动的衰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世龙考察了民国前期的报刊广告与爱国话语。他指出，进入民国初期后，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五卅运动这三个时段《申报》等报刊广告中的“国货’、“爱国”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增高，显示在政治浪潮的消长中，广告以爱国话语争相占取伦理制高点的工具性。这些广告通过爱国话语以推销商品，可谓“爱国商机主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鼎关注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关于集体暴力的讨论。首先，他从理论上检讨了集体暴力的特征、形成机制和正当性问题。接着，他以火烧赵家楼和火烧晨报馆事件为个案，对当时社会舆论关于这两起事件中集体暴力的争论展开分析：是否能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实施暴力的民众是否乌合之众?最后，他探讨了集体暴力与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指出其与北洋政府的权威危机、军阀时代的暴力崇拜及群众运动等因素的内在关联。

　　七、思想文化维度中的北洋时期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他指出《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来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但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有的重视“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有的侧重其中的民族文化复兴之义，有的则注重国家主义的学理探索。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化。究其原因，作者群内部发生了革命与改良之争，另外，对北伐战争的不同政见和态度也导致了作者群的分裂，国民党对《醒狮周报》的查禁更是直接加剧了撰稿人队伍的分化。

　　德国哥廷根大学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施奈德(Schneider)讨论了近代中国学人对进步史观的批评。他指出，学界对塑造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及其潜在角色很感兴趣，却很少注意到近代中国学人对近代历史观的批评及其与特定哲学、政治立场和策略的联系。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学人对进化论与进步史观的批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批评是考察进步史观的消极后果，即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一种普遍的发展规律从而抹杀或忽略民族特性或文化特殊性。第二种批评的出发点是，在很多领域中，人类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进步，实际上往往适得其反，突出的例子就是道德领域。杜亚泉、梁启超在其晚年以及柳诒徵在1920年代即持这种批评。第三种批评也是出于道德关怀，但其并非从史实的观察出发，而是认定基于竞争与强力的变化无法成为良善社会的基础，因而须在道德上加以抵制，如柳诒徵基于儒家视角所提出的批评。此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批评，它不仅针对进步史观，也针对现代性，如章太炎受佛教启发对进步历史提出的批评。总结起来，尽管这些思想家及其阐述的立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位于边缘，这些批评仍充分显示了现代化与进步史观之间的系统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使得一些持批判立场的学者从根本上对现代化提出挑战。桑兵补充说，进步史观背后其实是____的一元化，其威力在于冲破循环史观。章太炎的观念之所以被认为保守是因为其容易回到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中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关注中国近代国语运动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一些流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语汇被当作论证手段使用到围绕国语问题的各种论述中，这是过去研究中关注较少的层面。他用了两个例证探讨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音标准的讨论。主张采用北京音和主张采用“南腔北调”之音的两种意见交锋，双方都有意识地运用了“共和’、“专制’、“成文宪法”一类词汇及背后的政治理念，为主张者提供语言之外的论证空间。二是胡以鲁对汉语进化地位的分析。胡在1913年出版的《国语学草创》中对欧洲语言学家将汉语归为最原始的孤立语深表不满，认为这是对我国国语及文明史的污蔑。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汉语的描述带有很强的政治学色彩，将联邦、附庸国、从属国等政治术语运用到对语言的描述中，与其时国内盛行的联邦思潮相呼应。从以上两例可见，政治与非政治领域之间往往无明确界限，而是处于流动状态;某一时期流行的政治观点可以成为论述模型，强化对某些非政治领域中特定论点的支持或反对，甚至型塑论点本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查晓英以常乃慝为例，探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与政治重组的关系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问题。她提出，常乃慝在与陈独秀的争论中，表面上看，二人分歧的焦点是孔子之道有用无用、改造社会用渐进的教育法还是激进的政治法这两点，其实潜伏的却是情绪上的差别，是重理想还是重现实的问题。当常乃慝强调现实时，这种差别显得很大;但当他认可陈独秀的理想时，这种差别就显得很小。后来，陈独秀创建了共产党并开始进行除旧立新的社会革命，而常乃慝在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二人在纸上的分歧遂成了政治立场的差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跃讨论了弘一法师在中国近代佛教革新与保守之争中的思想倾向及其与新旧两派的关系。他提出，弘一身上兼有革新与保守两种成分，很难以新与旧或现代与传统两分法界定。从弘一的佛法修学过程看，他与较为保守的江浙丛林派尤其是印光大师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在佛学思想及修持、行愿方面显现出守旧与回归传统的倾向。但是，弘一又与中国现代佛教革新运动有密切关系，对太虚领导的佛教改革创新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在民初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之法义论争中，弘一并不喜欢欧阳竟无倡导的法相唯识宗，认为其基于佛教文献经典的阅读，对佛法入世事业的推动助益不大，而表示支持太虚在中国佛学内部进行‘‘创造性转化”关注佛教的整体思想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作用。

　　本次论坛为第二届民国史高峰论坛，较之2012年举行的第一届论坛，其议题由对民国史研究的综合讨论发展为聚焦于其中的北洋时期。议题的相对集中，有助于增进交流的深度，避免出现各说各话的局面。由此，论坛较多地出现了观点的碰撞和争鸣，甚至不乏直言不讳的学术论争。

　　在本次论坛中，还较多地出现了对北洋时期整体性、长时段的宏观历史思考，这在史学研究曰趋“碎片化”的今天殊为难得。另外，尽管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对北洋史做出解读，但政治史显然在这次论坛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在政治史地位日趋滑落的今天，也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本次论坛中，不少学者对北洋时期历史长期被忽视、被窄化、被抹黑、被贬低的局面感到不满，并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努力，无疑有利于摒除那些长期干扰北洋史研究的教条和偏见，进一步确立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此外，学者们还指出了既往北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与偏弊之处，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路。如，有的学者指出过去对北洋时期的研究重视军事，忽视文治;有的学者提倡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考察北洋史;有的学者强调北洋时期在制度方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等等。这些观点均发人深省，或有指点迷津之效。

　　总之，本次论坛所展现的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潜力和魅力，或许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身这一领域;学者们提出的新问题、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路，亦可指引后来者在这一领域做出更精彩、更具深度的研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