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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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习新视野--隋唐长安城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新视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西安在明清西安城的基础上向城外四周拓展，在城东、城西、城南建设纺织城、电工城和文教区。这些新建的城区均座落在隋唐长安城的遗址上或郊区。当时地面之下和地面之上还残存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遗存。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了保存文物古迹，组织工作组对隋唐长安外郭城、兴庆宫、大明宫、曲江池和芙蓉园进行了初步实地探测，发表了《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资料》(《人文杂志》1958年第1期)《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两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起对唐代长安城进行勘察，基本勘察清楚唐长安外郭城、宫城、皇城、街道、里坊、两市的布局形制等，撰著《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以后，考古学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撰写学术专著、论文。如武伯纶先生的《西安历史述略》(1959年初版)、宿白先生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马得志先生的《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徐苹芳先生的《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等。奠定了考古学研究隋唐长安城的基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对唐长安明德门、含光门、青龙寺、西明寺相继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进一步厘清了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空间布局和城市功能分区。

　　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成立。在史念海先生领导下，古都学会的历史地理工作者，对隋唐长安城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史念海先生的系列《河山集》，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马正林先生的《丰镐、长安、西安》、辛德勇先生的《隋唐两京丛考》、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朱士光先生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耿占军先生的《唐代长安的休闲娱乐文化》、肖爱玲博士的《隋唐长安城》。还有张永禄教授的《唐都长安》等，为隋唐长安城的城市空间与文化风貌勾画出比较清晰的历史画面。

　　一、隋唐长安城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原有隋唐长安城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新进展。

　　1.是对原来考古遗址进行再考古发掘。这方面突出的是对大明宫、含元殿和丹凤门的再发掘。考古现场展现出含元殿前的龙尾道不是一条，是两条;丹凤门的门道不是三个，是五个门道。

　　2.对通化门位置的辩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一文中，对于隋唐长安城东面三个城门之一的通化门的位置探测错误。文中记述通化门遗址在龙首渠南支南，南距春明门是2100米。在同文东城基又记载：“沿春明门向北2110米处为通化门，在今火电公司东南角。”究竟是2100米，或是2110米。其实两个数据均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探测长安各门与门之间的方向距离，通化门应当在春明门以北1800多米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1986年6月4日，在今西安乐西路路南40号，榆林专区驻西安办事处院内，发现隋代兴宁坊清禅寺舍利墓(《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据《长安志》记载，兴宁坊南门之东清禅寺。既然兴宁坊的清禅寺在通化门大街之北，那么通化门应在兴宁坊之南，即长乐西路之南，怎么能在今长乐西路以北的今陕西省电力建设总公司的院内。

　　3.出土文物对史籍记载的“二重证明”。

　　关于昊天观。《长安志》记载朱雀街之东从北第八坊保宁坊，尽一坊之地为昊天观。保宁坊在明德门内朱雀街东从南向北第二坊。据李举纲、贾梅《唐昊天观周尊师墓志铭考释》(《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周尊师墓志称：“(昊天)观在天街之左，去明德门一二里”。天街即朱雀大街，天街之左，即朱雀大街之东。保宁坊，南北间距530米，由坊南墙到明德门是一里，由坊北墙至明德门是二里。所以周尊师墓志记载的昊天观位置以及距明德门的距离均证实《长安志》记述是准确的。

　　唐韦述《两京新记》记载，颁政坊十字街东之北，建法尼寺，是隋开皇三年坊人田通舍宅所立，当时陈临贺王(陈)叔敖母与之邻居，又舍宅以足之。1996年出土于长安县韦曲镇茅坡村的陈临贺王的母亲《陈临贺王国太妃墓志》，国太妃施氏大业五年薨于颁政里，墓志记述“咸从檀舍，式营寺宇”这八个字证明施氏曾舍宅以足之建法尼寺。《陈临贺王国太妃墓志》还记载她和她所生的宁远公主被隋俘获，隋文帝同纳为妃，并拜宁远公主为“宣华夫人”。施氏墓志的出土也为《隋书•后妃传》提供金石证据(戴应新《隋唐墓志铭小考》载《唐代历史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

　　懿德寺，在隋唐长安城延寿坊南门之西，本是隋开皇六年所立的慈门寺。唐中宗神龙元年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懿德寺。1997年3月22日。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小学校园内建筑教学楼，出土唐代智藏禅师舍利塔铭，塔铭记载智藏禅师唐武德七年迁化，弟子小昙等为智藏禅师建灵塔于慈门寺内(呼林贵、刘合心、徐涛《唐智藏禅师舍利塔銘的发现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索》《碑林集刊》(五)1998年。)按1933年和近年西安万分之一地形图测定，今西北工业大学附小新建教学楼正当唐延寿坊南门内之西，同时还证明西北工业大学建校时，将原延寿坊与光德坊的坊间路;延寿坊、光德坊、延康坊的坊内十字街的南北街切断。至今西北大学南校墙外的大学南路和东西白庙村之间的南北街，就是唐代坊间路和坊中路的部分残存。

　　4.隋唐长安城历史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进展。这反映在一批中青年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录》(唐长安部分)、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唐长安部分)、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等等。

　　二、隋唐长安城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历史是上最为宏大的都城，这里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的运作的舞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长安的研究主要是考古学和历史地理方面。但是，长安城是活的都市，长安的历史更是一部活的历史。史学工作者至今已有可能在文献、考古、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社会流动、物质文化、艺术史等多种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社会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考察不同社会群体在隋唐长安城的空间里的流动变迁。

　　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和他领导的读书班成员，疾足先登，从都市空间与文化的新视角来描绘唐长安鲜活、丰满的历史文化风貌，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仅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研究》(第一至第十五卷)所载有关唐人小说是结合隋唐长安城的时空特征为切入点的。那么。隋唐长安城的时空特征又是怎么样?

　　中国中古时期的城市模式是坊市制。宋•吕大防在论述隋唐长安城时说：“隋氏建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復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他从坊市的布局与功能区和治安措施来说明隋唐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成发展史上的创新之点。坊市制的特点概括有三：一、坊内住宅除三品以上官员和坊内“三绝”外，一律不准对街开门，即不能破坏坊墙临街开门。二、坊门启闭以时，夜禁时期不能在街上活动。三、不准侵占街道种蔬果(刘淑芬《六期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这三条规定最能体现唐代长安特点的是以街鼓为特征的禁夜制度，这是一项人为制定出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一套都城空间秩序。《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缴巡。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至”。那就是晨鼓响，坊里与京城、皇城及宫城门依次开启，百官上朝，市民走出坊门和城门。坊里坊外，大街小曲开始流动，城里城外得以流通。暮鼓响，人们由坊外进入坊内，郭城门、宫城门、坊门相继关闭。暮鼓止，坊外活动全部停止夜禁开始。特定时间规定下的社会空间，便产生出具有特定空间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能将唐长安坊市制度的时空特征弄清，那么唐人小说叙事中的情节当是不能理解的。今以《破镜重圆》、《无双传》、和《李娃传》为例，来看故事是如何利用长安街坊场景和时间段来展开的。

　　“破镜重圆”是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地点在隋代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延康坊，今西安市劳动南路和南二环交会附近，当时是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唐开元年间，韦述在他的《两京新记》一书中，将这一爱情故事附录在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下，“(杨素)有美姬，本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陈主叔宝之妹。才色冠代，在陈封乐昌公主。初，与德言夫妻情意甚厚。属陈氏将亡，德言垂泣谓妻曰：今国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贵人家。我若死，幸无相忘。若生，亦不可复相见矣。虽然，共为一信。乃击破一镜，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入贵人家，幸将此镜令于正月望日市中货之。若存，当冀志之，知生死耳。’及陈灭，其妻果为隋军所没。隋文以赐素，深为素所宠嬖，为营别院，(姿)恣其所欲。陈氏后令阉奴望日赉破镜诣市，务令高价。果值德言，德言随价便酬，引奴归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已片镜合之。及寄其妻题诗云：‘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姮娥影，空馀明月辉。’陈氏得镜见诗，悲怆流泪，因不能饮食。素怪其惨悴而问其故，具以事告。素潸(惨)然为之改容。使召德言，还其妻，并衣装悉与之。陈氏临行，素邀令作诗叙别。固辞不免，乃为绝句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时人哀陈氏之流落，而以素为宽厚焉。”韦述用生辉的文笔将这一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如此真切地寄寓了人们对现实生活团圆理想的憧憬。

　　杨素宅在延康坊西南隅，奢潜过度，制造珍异。隋炀帝大业年间，杨素子玄感被诛，后没官。唐武德初年，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赐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立寺。这就是长安右街之中最大的佛寺之一。延康坊的位置在朱雀大街西第三街从北向南第七坊，与第四街之利人市(唐改为西市)犄角相望。昌乐公主令阉奴拿着半个“务令高价”的破镜，到利人市去出售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在今天来看，它的真实性却难以置信。比如现在的西安市，市区范围扩大到100多平方公里，仅二环内外大的超市不下数十家，即使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时间里，徐德言快马加鞭跑遍所有商业中心和古玩市场，那高悬在他生命历程中象征团圆的破镜，恐怕是大海捞针。不难想象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风尘仆仆，来到长安，偌大的大兴城，只有两个市场，任何一个初来大兴城之人提及买卖，只有两市，这里是充满交流机会的信息空间。(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九卷)《唐宋都城小说的地理空间变迁》(《唐研究》第十一卷)《长安都市空间与唐人小说的场景还原》(《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

　　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南郊何家村惊人地发现两瓮唐代窖藏文物一千多件。其中金银器物有二百七十件，还有宝玉珍饰，贵重药物，中外钱币，银铤、银饼、银板。这批稀世珍宝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很高的价值。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对发现文物地点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进行了钻探。查明文物出土地点在兴化坊的坊南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遗迹约二百四十米，在兴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初步认定这批文物出于兴化坊邠王府，文物时限在盛唐时期(约八世纪末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齐东方教授在《何家村遗宝的埋藏地点和年代》(《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根据唐长安城坊内格局和对各个区块的表述方法，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地点不应在邠王府的范围内，而在邠王府的东部。据唐韦述《两京新记》、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兴化坊中居住人物位置和时代，认为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是租庸使刘震宅，埋藏时间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爆发之时(但亦有学者认为窖藏唐代文物不是刘震宅)。不论这大量珍宝是否出土于刘震宅，但刘震确实住在兴化坊，这不仅历史文献可征，而且在唐德时泾原兵变过程中，刘震一家曾演绎一出动人的言情传奇。

　　《太平广记》卷四八六薛调撰《无双传》称：唐建中(德宗年号)朝臣刘震，有外甥名王仙客，仙客父亡，与母同由襄阳来京城依居刘震。震有女名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仙客母病危，向刘震求无双为媳，刘震无表态。母亡，仙客护丧，归葬襄邓、服阕，再来长安依舅氏尚书租庸使刘震，震置仙客于学舍，以舅生之分，不言婚姻之事。“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锁却大门，锁却大门’。一家惶骇，不知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与尔无双。’……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仙客于是骑马拿上蜡烛，由开远门外绕城至启夏门，启夏门也上锁。询问得知;朱泚已当上了皇帝，午后有一人带了许多东西，还有四五个女人，欲出此门，人们都得知他是租庸使刘尚书，未放他们出门，近夜追赶骑兵就押俘着他们北去。仙客只好又回到店中，三更将尽，城门忽然洞开，火炬如昼，兵士手执刀枪，呼喊着捉拿城外的官员。仙客丢下辎骑，只身逃亡襄阳。住了三年，得知叛乱平息，京城光复，又惦念着表妹无双，再来到长安。在新昌坊彷徨之际，遇到原来老仆人塞鸿，说仙客的舅舅们：“并在兴化坊”。因夜已晚，留住塞鸿居所，至昏黑塞鸿才告知仙客：“尚书(刘震)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矣!”仙客哀痛号绝，与无双相聚已无望，故事到此已应终止。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故事展开的时空特征。刘震上朝急忙回府，是因为叛军已入含元殿，唐德宗外逃，他急忙回府喝令：“锁却大门”是危急发生时维护私人空间的自然反映，以后，火速转移家人和财产出城，已成为只争朝夕的当务之急。按照刘震的吩咐，王仙客押解二十驮财宝先出城，在开远门外小店等候，稍后，他与妻女出启夏门，又转至小店与仙客会合，并答应许配无双与仙客为妻。开远门是京城西自北向南第一门，启夏门是京城南自东向西第一门，两门之间东西隔七坊六街，南北隔十坊十一街，两门间距以当时道路落实于万分之一地形图上，量算为129850米，即约26里。按当时长安治安管理制度，城门是“启闭以时”，即早上开，晚上锁。但这一天“城门”自午后扃锁“。已不正常，说明局势突变。兴化坊距开远门东西隔三坊，南北隔四坊，兴化坊西门至开远门大约也有6420米，所以他侥幸在午后之前已出城，在开远门外一小店安身。入夜仍未等到舅父等人，于是就秉烛绕城到启夏门打听消息。从守门者得知，“朱太尉已作天子”，租庸使刘尚书及家属被追骑驱赶北去，仙客无奈返回小店。夜半三更，城门忽开，叛军兵士出城搜捕城外朝官，仙客丢下辎骑，惊逃回襄阳老家。这是一日之内发生的突变，地点从兴化坊到城外小店，完全符合时空特征。而刘震携妻带女，从兴化坊迂回东南方向的启夏门，兴化坊南门(或东门)距启夏门，东西隔三坊，南北隔六坊，距离是5950米，约合12里，可能刘震等出发时间稍晚，赶到启夏门时，因门司认得他是租庸使不敢放他出门，而后被虏。仙客与无双的结合看来无望。

　　形势发展唐将李晟平息叛乱，迎德宗返回长安，长安秩序恢复。仙客村居三年，重入长安，在新昌坊塞鸿，佯言他舅父仍在兴化坊居住，仙客急欲前往，塞鸿劝阻，“今日已夜”，“来(日)早去未晚”，因禁夜制度，新昌坊在城东，兴化坊在城西，两坊之间东西隔五坊六街，南北隔一坊一街，从新昌坊北门到兴化坊东门(或南门)为4980米，将近10里，无论如何在已夜时不可能从新昌坊赶到兴化坊。至昏黑，塞鸿告诉仙客：“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宫)矣”。与无双已无任何会面之机会。但又出现转机，仙客通过京官推举，出任富平县尹，兼知长乐驿。故事空间由城内转到城郊。终于有一日，中使押解宫女到帝陵洒扫服役，其中就有无双，仙客又以理桥官身份在东渭桥与无双相见，以后通过侠士古生的超人技能，使仙客与无双逃出长安，得归故乡结为夫妻。(杨为刚《唐代都市小说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以街鼓制度为中心》(《唐研究》第十五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李娃传》是唐传奇的典范，是完全按照唐代长安生活场景和生活规律的人情小说，随着主人公在不同街衢、坊里，白天或黑夜的出现而展开。故事大意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郑生爱上长安名妓李娃，资财耗罄后被弃逐。郑生落难后以唱挽歌为生，其父将其鞭挞几死，后以乞讨为生。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惨叫，李娃见状， 悔恨交加，自赎其身，后与郑生赁屋同居，调养好郑生，并促其志学，郑生终连中高第，做了成都府参军。李娃劝郑生另聘名门，自己离去。郑生不允，郑生父子恢复关系，并明媒正娶李娃为妻，皇封李娃为“汧国夫人”。李娃虽长安娼妓，节操行为珍奇可贵，受人们称赞，白行简以儒学的道德观，宣扬李娃的情操。我们随着主人公在唐长安城都市空间活动说起。

　　郑生从常州来长安应举，住长安布政坊一旅店。布政坊是朱雀大街西第三街从北向南第四坊，即今西安市环城西路以西;西关正街与丰庆路之间(即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及附近)。一日，郑生去东市游玩。东市在今西安交通大学及以西地方，回来时从平康坊东门入。平康坊在朱雀大街以东第三街从北向南第五坊，地当今环城南路以南。它的东门约在今雁塔路东、安西街西、石仪舞厅附近。郑生欲去坊西南访友，至鸣珂曲遇妓女李娃，一见钟情，返回布政房旅店，携带大量钱财，至平康坊宿于李家。鸣珂曲在平康坊之西南，约今市政二公司西南。唐代长安妓女多在平康里居。《北里志》记载：“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平康坊北门在今环城南路与长胜街交口处或稍东，三曲皆在今和平门外环城南路以南;胜利饭店以西;长胜街东(陕西工程测绘院、陕西地质印刷厂西)。郑生在鸣珂曲日会猖优，狎戏游宴，挥霍无度，囊中尽空。当他与李娃去竹林寺祈子返回途中，于宣阳坊北门东，李娃鸨母和姨妈设计甩掉郑生，谎称李娃姨住在“此东转小区中”，果然到李娃姨家并受到款待。忽然有人报信说李娃鸨母遇疾病危，约定李娃骑马先回，郑生后至。郑生不知是计。李娃姨为托住郑生说：“姥(指李娃的鸨母)且没矣”，当议丧事，以济其急。等到日晚，姨又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又不来接你，你赶快回去吧!我们也将赶到。但当郑生赶到平康坊鸣珂曲时，李娃家门已上锁，并以泥封着。询之邻居，则知李娃本租居此宅，第主已收回，李娃及其鸨母徙居何处，则不知。郑生急驰宣阳坊，以拮其姨，但日已晚矣，无奈在平康坊赁榻而寝。天明郑生到宣阳坊找李娃姨，有宦者开门说：此崔尚书宅，昨有一人税此院，未暮而去。郑生不得已，只有回到布政坊旅店。

　　《李娃传》利用特殊时空制造的情节再现当时真实情景。为了甩掉郑生，李娃鸨母在宣阳坊租房，假为李姨宅。宣阳坊与平康坊南北相邻，只隔一横街，李娃骑马从宣阳坊回到平康坊，李娃姨已暗算好时间，在天黑夜禁前又催郑生赴平康坊鸣可曲，既能使郑生回到平康坊，又使郑生没有时间再返回宣阳坊，同时也给自己脱身留下时间。如果说平康里李娃的住地和宣平坊李娃姨的豪宅都是租赁来，那么李娃可能是住在安邑东门之北。宣阳坊北门距安邑里西门之间距为二里有余，当哄走郑生之后，李娃姨可能在夜禁前回到她所居之地。由此可见《李娃传》的叙事不但利用都市坊里、街衢空间展现情节，还利用法定禁夜时间来制造情节。关于此还有例证也说明利用时间来发展情节。那就是当郑生初在李娃宅酒席欢乐之时“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郑)绐生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其实这是郑生眷恋李娃而撒的谎。他本居住在布政坊，布政坊南门距平康坊西门约3750米，即七里半路。虽然鼓已初响，当鼓声停止前，他骑马有可能返回布政坊。而他慌称在延平门外数里。延平门是唐长安城西面从北向南第三门，即今唐延路唐延平门遗址，从平康坊西门至延平门南北隔三个半坊(即三个坊又半个坊、三条街)，东西隔七坊九街，距离约为8190米，相当于十六里。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禁夜前赶回，所以就留住下来了。(杨为刚:《唐代都市小说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以街鼓制度为中心》(《唐研究》第十五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回到布政坊，郑生怨懑患重病，旅店主人恐死于店中，将其弃于街西凶肆(殡仪馆)，在凶肆中得到众人的侍养，病情好转。街西凶肆可能在长安西市之中。郑生遂习葬仪挽歌，而且曲尽其妙，成为长安无与伦比的挽歌手。

　　出与行业竞争，东凶肆主以二万索重金密聘郑生，故而在天门街比赛中，西凶肆败北。天门街就是今西安市朱雀门大街口，朱雀大街是条国家礼仪大道，宽150米，它与金光门到春明门宽120米的经济干线，十字交叉，形成一个纵横1800平方米的大广场，经常在此举办祈雨和声乐杂技比赛。如《乐府杂录》的《琵琶条》记载贞元之中，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在天门街广场东西两各建彩楼，东市琵琶师康昆仑输于西市的琵琶手，即其一例。恰恰郑生在这巷无居人，聚众数万人的出色演唱中，他的父亲也在场，出于愤慨其子不成器，将其带到曲江杏园，马鞭鞭之数百，郑生不胜其苦而待毖，东凶肆将其仅存一息的郑生带回调养，但因其伤势溃烂，秽甚，恢复健康无望，又弃之不顾。

　　一日清晨大雪，郑生冻馁所驱，乞讨行经安邑坊东门，循坊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开左扇，即李娃所居之地。李娃闻郑生惨叫声，将绝倒于地的郑生以绣繻裹起扶回。安邑坊在长安东市之南，是朱雀大街东第四街(皇城东第二街)从北向南第四坊南，东市之南。安邑坊之李娃宅，相当于今西安铁路局西铁五小附近。李娃赎身从良并于安邑坊北隅，租房与郑生一起生活。在李娃的精心服侍，并劝其愤读，郑生终于名中高第，官成都府参军，并与李娃结为夫妻，孝敬父母，生四子皆为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