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不是死于儿子之手
袁世凯是死于他的儿子之手?有人下了这样的断论，那么袁世凯是不是死于儿子之手呢?下面学习啦小编就告诉大家袁世凯是不是死于儿子之手，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哦。
袁世凯是不是死于儿子之手：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谋士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去进行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了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共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听任发落了。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它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之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袁世凯为何没选儿子做继承人：
袁世凯临死前说出了“约法”二字，虽然没来得及讲清楚到底是“临时约法”还是“民三约法”，但从尔后他对“金匮石屋”的认同上来看，所指系“民三约法”无疑。
所谓“石屋”是一座以云南白石筑成的小房子，建于中南海万字廊内，“金匮”则是一只外面镀了金的保险箱。“民三约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只能由现任总统推荐，其名册就藏于“石屋”的“金匮”之中。
“金匮石屋”的钥匙共有三把，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三把钥匙中至少有两把进行配合，也能开门启匮。平时如果不是用于选举，或得到大总统特许，谁也看不到那本神秘的的名册。自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本人是个例外，他只要想看随时能够取出来看。
袁世凯一死，众人遵嘱打开“金匮石屋”，拿出了名册。关于名册上的名单，据说袁世凯曾做过多次改动，最后一次是把袁克定给划掉了。这说明在帝制撤销后，袁世凯的脑子并不糊涂，他知道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若仍把袁克定作为继承人，不但不可能得到群臣们的拥护，反而还可能害了儿子的性命。
老袁一辈子说了很多谎话，但他临终前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说要让黎元洪做总统，看来是真话——名册上写着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居于第一。
即便没有名册，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继任总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临时约法”和“民三约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外，由于黎元洪被认为是一个与南方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他还得到了南方的拥戴和支持。早在护国军要求袁世凯退位时，“以黎代袁”的主张在南方就颇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随后在中南海春耦斋内开会，讨论究竟由谁出任总统。徐世昌明确表示：“最好是请黎副总统出来。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黎副总统的声望有助于推动南北统一等问题，他做总统比较合适。”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声，思考了几分钟后才说，既然“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凯指定的“法定”候选人，他们退出竞争，是因为各有各的顾虑。徐世昌资格最老，但他不是军人，和虽是军人出身，手中却无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竞争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竞争力最强的其实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军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学生、同僚和旧部遍布军政界——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当时全国的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皆为其门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个候选人应该说都无可挑剔，但段祺瑞又更为引人注目：作为清廷大吏，毅然发出共和通电，“一造共和”;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敢于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二造共和”。
无论自身拥有的实力还是社会舆论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挤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继承老袁的衣钵，犹豫的那几分钟已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