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催婚政策趣闻
古代的催婚政策在现在看来也算是奇葩，剩男剩女要受到处罚，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古代的催婚政策趣闻，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古代的催婚政策趣闻：
我国古代其实是一个“早婚国家”，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准来理解，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是男20岁、女15岁。但各朝代略有不同，比如唐代，男15岁、女13岁以上;明代，男16岁、女14岁以上。据《梁书·张缅传》和《周书·城冀传》记载，梁高祖的四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儿平原公主都是在11岁就出嫁了;汉昭帝8岁继位，娶了刚满6岁的上官安女为皇后。
1、媒人牵线派对相亲
在古代，男女结婚大多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文》称，“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私订终身，中间有一个红娘，这红娘就是媒人。
过去男女结婚，没有媒人是不成的，即便真是私下定情，也得请个形式上的媒人来说亲，叫“采媒”。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如《诗经·南山》的《氓》中有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说的就是当时非媒人不可嫁的现实。
但实际上，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先秦时，官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机会。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派对，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周礼》中的《地官·媒民》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
仲春会为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往平台，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
除了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七，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七月七又叫“七夕节”，被现代男女戏称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可以说，古代人为单身男女的婚配也想了不少法子，这对解决“剩男剩女”问题是有效的。
2、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古代人认为“男有室女有家”后，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在周代，已到适婚年龄的男女的终身大事还被列入了官方议程，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员。而在晋代，如果女子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嫁人，官府就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逼其出嫁。
我国古代民间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在这种陋俗的影响下，让寡妇再嫁在古代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当某种非正常婚姻行为被更多人接受后，就会慢慢演变成一种社会婚俗。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便不以娶寡为耻，特别是在家族内部，弟娶嫂，嫂嫁叔等并不被认为有悖于常规伦理。
3、上有规定下有处罚
古代对于适龄男女婚嫁问题，亦制定了相关法令：越王勾践规定男子20岁而娶，女子15岁而嫁;宋仁宗时期规定男子15岁而娶，女子13岁而嫁;明太祖规定男子16岁而娶，女子14岁而嫁。到了法定年龄不嫁人的女子，是要被处罚的。譬如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仍未出嫁即为犯法，家里人都是要跟着坐牢，这也就是《宋书·周朗传》中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而汉朝孝惠皇帝时，谁家要是有女儿15岁至30岁还没有嫁人，就要罚款600钱。唐朝对于男子20岁以上，女子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也要处罚。这种强迫女子出嫁的初衷，虽然可能首先是出于增加社会人口的考虑，但在客观上确实解决了不少光棍娶不到老婆的问题。
《礼记》简介：
《礼记》，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汉族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十三经之一。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49篇分属于制度、通论、名堂阴阳、丧服、世子法、祭祀、乐记、吉事等，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汉族哲学思想。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毂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二经;宋明又增加入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为士者必读之书。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