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吃“炸牡丹”的趣闻
明清时炸花片成流行小吃，苏轼诗作曾提“炸牡丹” ，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明清小吃“炸牡丹”的趣闻，希望您能够感兴趣哦。
明清小吃“炸牡丹”的趣闻：网友在微博中戏谑地列举苏轼的“代表作”，有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东坡烧卖……引来一片会心的笑声。大约没有哪一位文豪像东坡居士这样，在身后，被附会成那么多种美食的“发明人”。其实，有一样梦幻色彩的雅食也不妨借用一下东坡的名号，名之曰“东坡炸牡丹”。
把鲜花的花瓣扯下，一片片的加以油炸，当作赏春应景美食，听着似乎像是小说中虚构的细节，不过，苏东坡确实有两首诗作谈到这个做法。其一为《雨中看牡丹》：“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另一首为《雨中明庆赏牡丹》：“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着酥煎。”
当然，依古人记载来看，东坡居士并不是炸牡丹花的首创者。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中就有“酥煎牡丹”一条，引录了一则轶闻：孟蜀时，兵部尚书李昊每将牡丹花数枝分遗朋友，以兴平酥同赠，且曰：“候花凋谢，即以酥煎，食之，无弃秾艳。”其风流贵重如此。(《复斋漫录》)
按其所述，五代西蜀的时候，逢到牡丹盛开，兵部尚书李昊不仅要向每位好友都送上多枝鲜花，还会同时赠以上等的牛酥油，并且嘱咐：“等牡丹花将要凋谢的时候，就用酥油煎炸一下吃掉，不要让如此的华艳遭受被遗弃的命运!”这么说来，在五代时，炸牡丹鲜花片的做法就已经出现，李昊即使不是发明人，也是积极的倡导者。
无论如何，苏东坡两次在诗中提到“酥煎牡丹”，显示他对这一道奇巧炸食颇为爱好。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一书引录邱濬《牡丹荣辱志》，“花屯难”中有一条为“酥煎了下麦饭”，就是说，把牡丹花片用酥油煎炸成小吃之后，却当咸菜一样，用来下粗粮饭。在《牡丹荣辱志》的作者看来，如此的做法是和头戴鲜花上厕所、围坐花丛前斗茶酗酒一样，都是牡丹的灾难。既然出现了这一论点，那么，显然，酥煎牡丹在宋代确实存在，是风雅人士当中流行的一款芳馔。所以，东坡诗中并非杜撰，他和他的同好们真的会将微凋状态的花片炸熟了品尝。
传为宋人林洪所作的《山家清供》也提到，南宋初年，吴太后喜欢将“牡丹瓣”“用微面裹，煠之以酥”。该书还介绍了一款“薝蔔煎”，是把大瓣的栀子花片用热水烫一下，晾至微干，裹上甘草水调成的稀面糊，在油中煎熟，据说品尝起来“清芳极可爱”。
实际上，到明清时代，炸花片竟是风行度颇高的清口小吃，并不稀罕。明人王世贞于《弇山园记》一文便特意提及，“弇山堂”前“左右各植玉兰五株，花时交映如雪山琼岛，采而入煎”——直接从书房前的玉兰树上摘下盛开的鲜瓣，送到厨房中随即炸制，成品乃是“芳脆激齿”。据清代著名食谱《调鼎集》，炸玉兰花瓣的具体方法为“面拖、油炸、加糖”，在裹面油炸之后，还要撒上糖粉。同样，芍药花瓣也可以“拖面粉，油炸”，此外还有炸玉簪花、炸荷花。
依文献记载来看，从栀子花到玉兰花，都是用植物油——素油——炸即可。但在宋人那里，炸牡丹花片却是靠“牛酥”。所谓牛酥，是把煮沸的牛奶晾凉，揭取凝在表面上的一层奶皮，煎成油。居然讲究用这样的荤油来煎炸盛开的牡丹花，想来一定有必然的道理。
推测起来，牛酥炸的小吃，味道与口感应该接近今日的奶油炸食。也许，能有高人按照宋时古法恢复“牛酥煎牡丹花片”，然后命名为“东坡炸牡丹”，让老饕们不仅吃遍环宇，还能穿越古今。
苏轼苏东坡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中国北宋文豪，“三苏”家族成员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现存诗3900余首，代表作品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__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