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之死的真相

　　康有为青岛意外死亡存疑，入葬时穿中山装佩朝珠，这是怎么回事?赶紧一起来看看学习啦小编为您推荐的康有为之死的真相，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康有为之死的真相：

　　康有为在青岛的意外死亡，留下了很多疑点与未解之谜。

　　青岛是一个没有古代史的地方，自1897年胶州湾事件之后，被德国人占领的青岛才成为一个近代史意味很浓的地点，更因康有为的到来身价倍增。

　　原来，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16年，至1913年结束流亡生活，暂时定居上海，才稍事喘息。1917年，这位不甘寂寞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转而协助张勋复辟。当然，一小撮梳着辫子的军队是圆不了这个复辟大梦的;也正是在这一年，辞去孔教会名誉会长头衔的“康圣人”再一次选择逃亡，首次来到了青岛。

　　1923年，康有为再次来到青岛，认为这里是比当时上海还要好的居住地。其实，他对青岛的偏爱，既有激情，也有精明。他在“家书”中写道：“青岛气候甚佳，顷得一官产屋，名为租，实则同买，园极大，价极少，候数日可得。今各人住客栈极贵，候得屋，当电告，至时可来青岛，实则远胜沪矣，沪无可恋。”

　　就在康有为写家书，盛赞青岛的宜居指数之际，他还张罗着在济南与青岛两地成立新的孔教会。新会后来改称“万国道德总会”，“康圣人”这一次动作之大，甚至于要将孔圣人之学变作世界显学了。当然，要做好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还得有好的交流平台;家书中提到的那所租住的官产屋，就是这样的一流平台。过了一年，他索性花了一千大洋从北洋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幢德式楼房，还将废帝溥仪结婚时赠给他的“天游堂”三个字悬挂于书斋之中，并将那满园花草的院落，命名为“天游园”，自称“天游化人”。“天游”——在天上游玩，名字取得逍遥自在，可康有为并不是一个真正能置身世外之人，搞政治、做学问、办协会样样做得一丝不苟，在建筑学领域上也毫不马虎，马上就对这所“天游园”进行了改装工程。

　　原来，康有为买下的这处豪宅，位于青岛市南区福山支路5号，始建于1899年，为德占青岛时期总督府要员的官邸。此楼先后住进数位督军之类的“大人物”，他们最后的下场不是被杀头就是被枪毙，都不得善终，因此人们把它视作“凶宅”。康仔细察考，认为这所宅子犯了“白虎衔尸”的格局，必须重新进行布局、装修，方能逢“凶”化吉。在挂上了御笔“天游堂”之后，龙气自然足了些，也镇了些凶邪;又将马厩改造为二层建筑，楼上住家，楼下随员居住;加之又有第三代“恭亲王”溥伟所赠的许多名贵的雕花红木家具、汝瓷和文房四宝等“贵气”十足的摆设，整个宅院大有富贵逼人来之气魄，“凶宅”自然变作了“福地”。

　　然而，这样的“福地”在3年后，即见证了康有为的意外死亡。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在青岛中山路紧邻劈柴院的粤菜馆英记楼吃饭，喝过橙汁后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一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第二天清晨5时，康“七窍出血而死”。

　　据说康有为下葬时曾佩一串珠子，可能即是他当年上朝面见圣上的朝珠;还戴一把金锁，这是一位美国华侨送的，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见证哩。金锁正面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背面是“国学大师”四字。康的左右手中还均持有一枚金钱，一枚为日本金币，另一枚为印度金币，这仍然是“万国道德总会”的派头。康全身着中山装，俨然一副新派文人模样;但他的右脚边有一沓蟒袍玉带和很多清朝服装，不知是要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尚未成功的革命，还是梦想着有朝一日仍回金銮殿朝见皇帝呢?总之，康有为在青岛的意外死亡，留下了很多疑点与未解之谜。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民国十六年(1927年)病死于青岛。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与袁世凯成为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

　　康有为的一生，当时与后世皆褒贬不一，颂之者称他是改革家，“广厦长素究为谁?南海先生康有为。治学公羊张三世，上书清帝凡七回。论性劝学长兴记，万木草堂立学规。人类公理大同书，不忍为仁孟子微。”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贬之者称其为保皇党，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进一步来看，康有为试图结合儒家思想传统和西方立宪主义的努力虽然成为一幕“悲剧性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方法，移植和借鉴国外的法学经验，并兼顾该国国情的思路，却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康有为保守主义立宪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其“同治情结”，这是中国的王党主义。此后，当梁启超企图与革命党合作时，康有为强烈反对，指责梁启超辜负圣恩。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仍然是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分，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