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科举考试的趣闻

　　古代科举考试并不“八股” ，张之洞殿试频出吐槽，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关于清朝科举考试的趣闻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关于清朝科举考试的趣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中，所考的内容大都以八股文为主。在位于休宁县中国状元博物馆内，珍藏着多份古代科举考试时的试卷。从试卷的内容来看，考生的文章并非传说中思想僵化的八股文，考试的文章谈古论今，无所不包，甚至有的考生观点新锐犀利：光绪六年休宁籍状元黄思永在殿试文章中，大谈促使官吏清廉可借鉴汉代制度;清末名臣张之洞在殿试时，发牢骚式地“吐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弊端……

　　状元试卷上对官吏廉洁大加评论

　　在位于休宁县的中国状元博物馆内，记者见到了这份珍贵的状元殿试试卷。这份试卷长约1米，宽20厘米，卷面有些残破，背面用宣纸托裱，用小楷毛笔字书写，是光绪六年休宁籍状元黄思永参加殿试时作答的试卷的草稿原件。

　　据休宁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这份试卷时北京大学教授程道德先生捐赠给中国状元博物馆的。此前属于皇家秘档，但清末从皇宫内流落到民间，后被程道德教授所收藏，程道德教授收得此试卷时，试卷早已残破不堪，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鉴定认定为当年殿试时黄思永的殿试草稿卷，并进行了修复。2006年，程教授将这一珍贵的文物捐赠给中国状元博物馆。

　　在这份试卷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思永文章的议论中心是如何考察选拔官员，确保官员廉洁奉公。黄思永在试卷中首先论述了历代用帝王的恩德、程朱理学的教化来教育官员廉洁的重要性，然后再提到这些道德的感化并不能使所有官员保持廉洁，对于官员要建立一套严密的考察任用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官员的行为。甚至他在试卷中对汉代考察官员的方式津津乐道：“唯汉代考察之法最为精密，汉以六条查两千石，如田宅逾制牟利渔侵诸禁是也……”

　　八股文只占考试很小一部分

　　休宁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汪顺生告诉记者，从这份清代状元的殿试试卷的内容来看，根本找不到八股文的影子。因为明清时科举考试并非考的都是八股文，八股文只是考试的一部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等等级，除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之外，其余考试都要考三场，每场三天，一共九天时间。第一场是考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第二场考的是官场应用文，包括上下往来的公文和案件的司法判文;第三场考策问，类似于现代的议论文，题目会涉及到很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

　　考生们从乡试、会试一路走来，优胜者最终会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而殿试明清两代只考一天，以“热点话题”为题，进行议论，就像现今写作议论文。

　　而这位在文章中显示出宏才大略的状元郎，最终却没能在官场上一展宏图。汪顺生告诉记者，黄思永在获得状元的身份后，先后任翰林院修纂、军机处章京等小官职，此后又成为一名官商，反而在商场上一帆风顺。他曾开办过天津北洋烟草公司、北京爱国烟厂等实业，后又在清政府商部任职，辛亥革命以后卒于上海。

　　参加科举考试考生要被“查三代”

　　在休宁县的中国状元博物馆内，还珍藏着一份同为程道德教授捐赠的、清末名臣张之洞的殿试试卷。

　　在试卷的开头张之洞写道：“臣张之洞二十六岁，直隶天津府南皮县人，由附生应咸丰二年顺天乡试中式，由举人觉罗官学教习。应同治二年会试中式，恭应殿试，恩科会试中式一百四十一名贡士，保和殿覆试一等第一名，殿试一等第三名，赐进士及第。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曾祖怡熊士故仕，祖廷琛士故仕，父锳士故仕。”试卷前，还钦命阅卷大臣的名单，文渊阁大学士，还有六部尚书的名单。

　　试卷祖上三代的身份标明清楚，汪顺生介绍，祖上三代如有四类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即“戴罪之人、为奴之人、为娼之人、为戏子之人”。而这张考卷中，张之洞将祖父、父亲亡故写明，也是因为他此前因为父亲的去世，失去了参加此后会试、殿试的资格。汪顺生介绍，早在11年前的咸丰年间，张之洞就已在乡试里中了举人。但他的父亲去世，他需要返乡为父亲守孝，无法参加考试。而守孝结束后，两次会试却由他的族兄张之万担任主考官的影响，张之洞需要回避，又无法参加考试。

　　张之洞试卷中尽显“愤青”本色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张之洞以举人的身份担任了11年小官。同治二年，26岁的张之洞终于在会试中取得了141名、保和殿覆试一甲第一名的成绩，有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但因为有11年时间因科举考试制度的限制被无法“进步”，他在殿试时，就像一个“愤青”一样，将长期淤积在心里对科举考试的牢骚，发泄在试卷的文字之间。

　　他的试卷文章的题目为《得贤才所以治天下，而总论资格科目之得失》。文章中尽是直指科举时弊的言语：“今日人才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他甚至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这样才能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张之洞甚至引用雍正皇帝任用非科举出身的李卫、田文镜等人的例子，来说明不经过科举依旧能够选拔到优秀人才：“世宗宪皇帝时所用李卫、田文镜辈，虽不免駮杂，而皆立功。”最终，张之洞下了结论：“诚以文法之中，必不足以得非常之士。”

　　张之洞在参加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之时，居然在文章中大谈科举考试的弊端，很可能会得到“零分试卷”的可能。最终在阅卷时，张之洞的文笔精彩没有名次靠后，但他的观点是如此犀利，主考官们只给了他二甲第一名的名次。但慈禧太后却看到了这份试卷，觉得他是一位可用之才，破例将张之洞的名次向前提升了一位，让他成了一甲第三名的探花郎，张之洞才幸运地走进了紫禁城。

　　也许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而这位随后叱咤风云的晚清名臣，在上世纪初极力上书废除科举制度，最终让这个始于隋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寿终正寝。这也算是张之洞在当年殿试试卷中所抒发对科举制度不满观点的一个实践

　　科举考试简介：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三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科举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赵铁信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

　　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

　　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和、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

　　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确认识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401页)我们应当遵照列宁的教导，把科举制度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认为1300年的科举制度，主流是好的，积极进步作用占其主导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而掩盖其晚期的严重弊端，也不能因为晚期的严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