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进士的趣闻

　　有人问：在电视剧中，宋代进士们为何老被捉去当女婿?赶紧一起来看看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关于宋代进士的趣闻，看完也许你的疑问就有答案了。

　　关于宋代进士的趣闻：

　　科举制，作为古代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一直是古代社会中优秀人才的聚集地，在这样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进士们，个个都不是一般人，如此优质的钻石王老五当然引得各家长辈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钓一个金龟婿就赚大发了。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相貌堂堂，举止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权势之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无奈，只好被裹挟着前往。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如何?”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一个叫韩南的人，刚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问到他的年龄时，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谓不幽默。这位韩南老先生在73岁的高龄仍会有绣球抛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宋代，这样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胜枚举。所谓“榜下捉婿”，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奇观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刚直不屈的正直进士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为他续弦，时人称这些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当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权势者，宋高宗时著名的“六贼”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于他，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六贼”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轮考试——殿试时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洪皓谢绝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显官，不过洪皓依旧是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

　　法律规定的高收入高待遇

　　宋代为何会出现“榜下捉婿” 的婚配奇观，且这样的奇观还屡屡上演?这得从宋代文官地位说起。

　　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马光与苏轼的恩师陈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宋太祖时就有“不杀文臣”的条训与崇文抑武的国策，以后的宋代历任统治者都一以贯之，导致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现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向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侠大师金庸先生与学者余秋雨等。

　　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赏赐也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而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谓是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

　　连宋真宗赵恒都都有些眼红，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诞生于宋代的一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更是将读书博取功名赢得远大前途渲染得淋漓尽致。

　　宋代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与否，有无美好的未来，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屡屡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

　　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

　　虽然前一个“钻石王老五”的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重视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基于这个角度，古代社会中的婚姻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两个家族未来的休戚与共，由此产生的一些包办婚姻，从客观的来说，还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

　　婚姻不只是财产的结合

　　“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因为个人才能和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而，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对今天因《婚姻法》新解释而产生的“经济婚姻学”更是一大警钟。

　　科举考试的简介：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三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年。

　　科举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赵铁信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

　　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

　　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和、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

　　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确认识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401页)我们应当遵照列宁的教导，把科举制度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认为1300年的科举制度，主流是好的，积极进步作用占其主导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而掩盖其晚期的严重弊端，也不能因为晚期的严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