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发明五人麻将的趣闻

　　梁启超曾发明五人麻将打法，甚至称救国一定要打麻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梁启超发明五人麻将的趣闻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梁启超发明五人麻将的趣闻：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为了打麻将推掉演讲，可见麻将对梁启超吸引力之大。

　　不过，有时有人请他做演讲，他还是会爽快答应的，但在演讲之前，都要先玩几圈麻将。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振振有词：“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说来也怪，每次从牌桌上走下来，登上演讲台，梁启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演讲灵感来自牌桌的滋润。

　　据梁启超的朋友严范孙回忆，梁启超还曾发明过五人与三人麻将玩法。

　　一次梁启超去朋友家玩麻将，四人正准备开局时，又来了一位访客，而此君也是他们圈中的雀友。这种情况下，多半是主人主动退出，让客人玩上几圈。但梁启超不同意：“如此一来，满足了客人，主人岂不是很扫兴?不妥，不妥。”梁启超随即想出了一个五人打牌的办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现了五人轮流上阵的奇观，让人不得不叹服梁启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创造性。

　　三人麻将玩法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战。

　　梁启超虽然热爱麻将，但战绩糟糕，十打九输。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据地把麻将和救国结合起来：“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梁启超的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1873年～1929年)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

　　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

　　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

　　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