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梅贻琦的趣闻
民国“寡言君子”梅贻琦曾妙语：坏学生都是被教坏，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推荐的教育家梅贻琦的趣闻，希望各位看官能感兴趣哦。
教育家梅贻琦的趣闻：
教育家梅贻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人称“寡言君子”。
有一次，学校的一些学生与社会上的人发生争执，导致对方严重受伤。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经过采访，认为学生的过错大。此事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民众纷纷指责学校。有记者问梅校长打算怎样处理学生，是不是要开除。梅贻琦没有迎合舆论以求自保，而是承认自己有错，并向公众道歉。最后，他还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护犊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清华学术地位的日渐提高，梅贻琦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校庆时，有欧美著名大学的校长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并问梅校长做到这点有何秘诀。梅校长没有大谈特谈管理经验，而是继续他惯有的简练风格，回答道：“这和学校教师、学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自嘲式的幽默，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寡言少语的梅贻琦，有时也会让人无法参透其内心。当初考清华第一批留美生，放榜时，大家都焦急万分，唯有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启程上船赴美时，有人惊讶地发现他也在其中。此后，大家发现，梅贻琦虽然话语少，谈起来却颇优雅得体，从此在同学中有了“寡言君子”的称谓。
可见，梅贻琦虽然寡言，却绝不是肚子里没货或者思想贫乏，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如今，我们从梅贻琦许多简短的话语中，能领略到的，更多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人生哲理。
梅贻琦的简介：
梅贻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为梅曾臣长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
1904年(光绪三十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6月，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宣统二年)，进入美国武斯特工学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习电机工程。
1914年(民国三年)，毕业于吴士脱理工学院电机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
1915年(民国四年)，春季，留学归国。同年秋季，担任清华学堂物理教师。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兼主席。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代表团首席代表。会后赴美。
1950年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翌年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1953年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5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58年7月，任台湾当局"教育"，兼清华大学校长。嗣兼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兴建核科学馆、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959年，兼任台湾当局"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
1961年2月，奉准辞台湾当局"教育"，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2年2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病逝于台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