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考试的趣闻

　　古代科举考试讲不讲考试公平?据说宋朝15次没考上就可破格录取是真的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古代科举考试的趣闻，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古代科举考试的趣闻：

　　古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被录取后，对应身份是举人、贡士、进士。科举录取比例比现代高考低很多，而且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年份都不一样。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举选议》中称，尚书省考试录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录取率大概是5%。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但因考生越来越多，录取率仍较低，所以出现了《通典·选举五》所说的情况：“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

　　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宋朝连考15次未中者可被照顾，破格录取

　　在科举考试设计上，宋朝更注重录取的公平性。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就科举中的不公表态：“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宋代对“官二代”特有的“别试”，由此而来。在公平方面，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录取名额向平民、庶族倾斜——科举的平民化，让一般学子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二是扩招，增加录取名额。

　　其实，宋朝建国之初的录取率也不是很高，每年被录取的进士仅一二十人。赵光义(太宗)登上大位后，大幅增加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人数，共录500人，创了纪录。

　　在这次考试前，赵光义说了这样一番话：“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见，朝廷选拔人才的心情很急迫。当年参加应试的多达5300余人，基本上按赵光义10%左右的录取比例要求来录取。这一录取比例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当时大臣薛居正上奏书称：“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赵光义的扩招是有眼光的。在太平兴国二年录取的学子中，出了好多名人、重臣。如后位至宰相高位的政治家吕蒙正，在109人进士名单中是一甲第一名，即俗话说的状元。可以讲，没有朝廷向“寒人”倾斜的录取制度，吕蒙正想出人头地很难。

　　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这一年进士诸科录取了740多人，其中特奏名900余人;此外，还赐予河北进士诸科350余人，又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特奏名”是宋朝独特的录取政策，用来照顾录取老的考生。宋初赵匡胤规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取的，可不再经过考试，特赐本科出身，这是少见的照顾性质的“破格录取”，名副其实的“恩科”。因为录取率高，宋朝大概是中国古代是最容易金榜题名的朝代。在利好刺激下，宋朝考试人口剧增。据《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上的统计数字，仅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考生就有10万之多。

　　科举制的简介：

　　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的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隋朝以前采用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的制度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隋朝开始改为科举制，使得任何参加者都有成为官吏的机会。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被称为八股取士，后于20世纪清末初废除。

　　科举是中国官制史上的巨大进步赵铁信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

　　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制度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都有过科举生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极少数。

　　科举产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学者、教育家、科学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孙伏伽、王维、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张九成、张孝祥，明代的杨慎、康海、汤显祖、张居正、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翁同和、洪钧、钱大听、林则徐、张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状元、进土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文为主，即“八股取仕”。

　　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正确认识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401页)我们应当遵照列宁的教导，把科举制度放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认为1300年的科举制度，主流是好的，积极进步作用占其主导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而掩盖其晚期的严重弊端，也不能因为晚期的严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