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地方政权有哪些

　　地方政权的理论基础,意指地方政权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属之所在。地方政权是宪政蓝图中不容忽视的基本因子,准确地界定其理论基础对其前提条件的奠定,以及发展旨趣的明晰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那么周朝的地方政权有哪些?

　　周朝的地方政权：诸侯国

　　周初封国中，姬姓诸侯国数量最多，《荀子·儒效》篇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又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大概共封了五六十个新国。姬姓诸侯国中，多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为周公旦摄政时所封。

　　出自文王之诸侯国主要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等;

　　出自武王之诸侯国，主要有：邗、晋、应、韩等;

　　出自周公旦之诸侯国，主要有：鲁、凡、蒋、邢、茅、胙、祭

　　异姓诸侯国多为功臣、前代贤王和归附小国，主要有：齐、吕、申、陈、宋、蓟、焦、祝、杞、纪、许、楚等。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诸侯国，如越、英、舒、黄、江、息、徐、莒、奄、郯、莱、六、郧、孤竹、邾、缯、祝其、费、颛臾、鲜于等。他或过于弱小，为大国之附庸，如郯、颛臾等;或周初不承认周王室而遭到镇压，成为周王朝之诸侯国，如奄、徐等;或者实力虽有，但因各种原因并不周王朝所承认为有资格为独立诸侯国，如邾国。

　　以上为周初封建之国，西周自康王之后分封逐渐减少，其主要分封之诸侯国主要有：郑、梁、秦。

　　以上诸侯国中，最重要之诸侯国有：齐、楚、秦、晋，此四国于春秋之时发展成为一流强国。尤其楚、晋两国，春秋末期，有一统天下之势及能力者唯此二国。然战国初期，晋国轰然倒塌，一分为三;而楚国则自楚威王之后，虽挟灭越之威，但却风光不在，屡为秦国所败，国势日削。

　　西周时期，畿内诸侯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畿外诸侯多称“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侯、伯当是爵位名称，西周时期称公的较为普遍，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公在当时也可能是一种爵位。周代真正的五等爵，有人考证就是被后人说的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这种说法虽尚有可疑之点，但大致不错。

　　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

　　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周郑交质与“射桓王肩”，更让周天子之仅存之威严也亦丧失。然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为自己本国利益服务，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号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实则行扩张兼并之实。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魏惠王、齐威王曾有朝周之举，然亦是作秀，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

　　周朝的地方政权：乡里

　　春秋时期，随着“国”“野”区别的逐渐消失，当时的公社形式也就逐渐发展到了“书社”阶段。“书社”是公社向地方行政单位之乡、里过渡的一种形式。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邻、里、乡、党的单位，乡下有党，里下有邻，但乡与里的关系，不甚清楚。当时的邻、里、乡、党，有时并列，有时交织，又时称邻里，时称乡党。这种互混，正是一种新制度产生时期的正常现象，并不足奇。

　　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党“谓族类无服者”(《礼记·丧服》郑注)，说明它是因族而成，族党关系密切，多相连称，是为有血缘关系之人组成之公社。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党之人多受牵连，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云：“尽杀奕氏之族党”。昭公二十七年又云：“尽灭郤氏之族党”。

　　春秋以前也有邻里组织，它是以相邻的几家作为一个编制单位的。《周礼·地官·遂人》职的“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便是其例。西周时期的邻、里组织，主要分散在“野”里，它与“国”中的乡、党不同之处有政治等级上的尊卑，政治权力上的不同以及经济剥削上的差异，等等。但其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作为一种地方行政机构的乡、里，在本质上是有区别。

　　“书社”形成之后，这种乡、党、邻里也就先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行政机构。不过，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保证这套行政体系的巩固，仍然沿袭了原来的血缘地域组织在内的约束力量及其形式和名称，贯穿以新的统治内容，从而改造为共赏同罚的隶属机构。例如，原来的“国”中仍有乡、党的单位，同样，“野”里仍有邻、里的组织。这是在公社残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新型地方行政组织的。

　　周朝的地方政权：郡县

　　乡里产生，促进郡县之发展。乡、里本较郡县产生的早，当郡县还在边境出现时，乡、里已在中心地带形成，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因而奠定了郡县广泛推行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郡县制尚未形成前，在各诸侯国之下是乡、里、而不是郡县。

　　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不过早期的县大抵都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公元前627年，晋国胥臣荐举郤缺有功，文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信公三十三年)。公元前294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大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

　　到了春秋末期，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随着春秋战国间政治形势的发展，郡县制便由边地向内地推移成为乡、里之上的一种机构。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