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礼的历史始末
"周公之礼"通俗指夫妻同房，做爱，发生性关系。"周公之礼"是汉语中关于性关系的一种委婉说法，有点戏谑的意味。相传西周初年男女滥情，但是周公发现这样不行，于是规定:男女在结婚前不能随便发生性关系，除非到了结婚当天才行。后来人们管这个叫"周公之礼"。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周公之礼的历史始末，希望对你有用!
周公之礼的详细解释
相传西周初年，世风浇薄，婚俗混乱。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格外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现身说法。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之妻拒绝了。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踌躇间，周公见到儿子伯禽摆弄的几个葫芦瓢，试合两爿能重新合为一个葫芦，他灵感顿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学校)，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原配的葫芦瓢来，以此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从此新婚夫妇均据“七礼”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芦瓢也在婚礼上被奉为礼器：用根绳子拴住两个瓢柄，表示夫妇二体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公制定的婚仪亦渐废弛，孔子遂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时过境迁，可以省掉。“六礼”于是产生。不过民间照旧把世代相传的葫芦瓢置于婚仪中。孔子又顺遂民意收葫芦瓢入礼书，称为“合卺”，不算婚仪中的正规礼器，而是夫妇“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学前辈的做法将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里还知晓它的本义呢?
周公之礼的历史记载
行周公之礼，敦睦夫妇之伦
西周初年，世风日下，民间婚俗混乱不堪。
为明德新民，周公亲自制定礼仪。周公从婚礼入手，对当时男女交接混乱的状况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他把男女从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了七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并且对每个环节都进行了细化，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这些合称“婚义七礼”。
这第七礼——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之理，於是阴阳和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
敦伦：交配的文雅代称。原为儒家用语，後为佛家借用，再後转为男女交配。
儒家：《论语·八佾第三》：学儒必须敦伦尽分，始能希圣希贤。
佛家：求子三要◎◎第一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敦伦积德，以立福基。第三胎幼善教，以克随流。(印光大师)
虽然说敦伦是性交的意思，但是专用於夫妻之间，只有有夫妻名分的男女交合才能用敦伦二字，情人间是不能用这词的。
周公之礼的历史传承
结合初民婚配的发展史实来考察这类民间传说，似乎不无道理。考古发现，如半坡和马家窑类型的文化遗存中，都有模拟葫芦整体和纵剖面的陶制器物，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原始的交媾符号;而在漫长的风俗实践中，葫芦也经常扮演男女结合象征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区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妇赠送葫芦形状的“礼馔”，上面既有莲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个表示男性;有些地区姑娘出嫁时，要佩戴绣有葫芦的织物;还有些地区流行着在洞房梁上悬挂木勺的习俗，也可看作是葫芦瓢的演变。此外，后人常称夫妇同房为“周公之礼”，虽然带有戏谑意味，但也能说明古人对此事之伦理性质的看重。
周公之礼的学术考究
周公始创了中国式的法律思想和政治制度体系，完成了“礼”的第三次变革。他从禁酒到制礼，确立了“形而上之礼”的“礼制”理论，他假“祭礼”为“人礼”，用以规范人们的社会地位、等级、行为、人域间的社会关系，他变原始意识中法自然、法天观念为人法法则，由形式规定本质，用结果掩盖原因，寻找到并确定了西周社会阶级统治的理论原则，还因之创立了西周“形而上之礼”的礼制政治法律制度。这种制度我称之为“礼法”规范。
周公之礼，是物质力量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统治的工具。作为阶级的意志，它超越于平民百姓之上，服务于姬周宗法统治，具有强烈的强制力。他把姬周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全部融合于礼之中，以尊尊、亲亲、贤贤、嫡长世袭、男女有别构成礼之本体。由之者，谓之“民彝”，非之者，谓之“非彝”。结果是“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其本质特征是“保护”与“限制”。
周公之礼，就其组成部分言，主要包括假定、处理两个部分，而很少明确规定制裁(现代法理学用语)。这说明西周的“刑”与“礼”是分离的。“刑”、“礼”之辩，很早就成为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据我认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也不是对立概念。如果说法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部分组成的话，那么，春秋以前，中国历史上的礼、刑实是一致的，二者是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先后关系，是同一范畴的两个组成部分(和刑相平列的还有“兵”)。刑、礼分离的法律特征，在西周史籍中表现特别明显。《周礼》、《仪礼》是有关假定、处理的专门规范，一般不涉及制裁。而另外，西周的《刑书》(即《九刑》)(已失传，可从《吕刑》中见端倪)，则专门规定了刑罚制度。刑、礼分离，是周公“德治”、“礼制”政策的重要内涵。礼的目的在于“强化”和“保护”，为此，防止犯罪，应是周公“礼制”的创新。一方面，他以怀柔的强化性规范——“礼”掩盖着残酷的强制性规范——刑罚、兵伐;另一方面，他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虚荣、自尊心理，根据宗法亲宗的宗法制度，强行划分了人的阶级等级，并引伸出了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即，礼是对贵族阶级的抬高，而刑则是施于平民阶级的耻辱。在法律的意义上讲，礼是对“民彝”的保护，而刑则是对“非彝”的耻辱。
周公之礼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有关人身行为、生活方式和政体、组织机构及其附属的实体规范，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法人则圣”的人身法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