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业是怎样的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历程中，被誉为开创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代表人物有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席正甫等，但若从开拓经营面的广泛程度以及具有民族特性等方面来评论，徐润则堪称中国近代早期民族工商业最杰出的代表。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中国近代商业是怎样的?

　　中国近代商业：19世纪晚期

　　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传统商业已有发展。但最大宗的商品粮食和土布还都是农民家庭生产，并主要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业网集中城镇，广大农村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商业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大商人资本集中在盐、丝绸、茶、木、药材等行业。

　　新式商业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这主要是由于洋纱、洋布等商品的输入而破坏了农民自给自足的经济，茶、丝等大量出口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不过，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增长不过半倍，茶、丝也只增长一倍左右。但市场结构已发生变化，各地区贸易中心向通商口岸转移,机器工业品开始占重要地位,并随着西方19世纪70年代的技术革新，带动了国内工业品价格下降。

　　同时，出现了为外国洋行进行购销活动的新式商业。它们属于批发商业，分工颇细,在上海有20余个行业,经营进口货的多称字号，经营出口货的称行栈。其中一部分是由传统的封建商人转化而来，如在丝、茶商内部就出现了内外庄口的分化;但大部分是在通商口岸新产生的。新式商业以经营进口纺织品、五金、化工原料等资本较大。它们依附于洋行，甚至有专卖英国货的西货字号，专卖美国货的花旗字号，一般不经营同类的国产商品，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但从他们的资本运用上看，已是资本主义商业了。这种商业利润较大，积累较快，迅即成为商界巨擘。

　　半殖民地半封建商业网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额急剧增长，加以内河轮船的发展和铁路的兴修，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到20世纪初，一个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商业网逐渐形成。进口商品由口岸的洋行、买办卖给批发字号，再由客帮、转运商运往内地，转发农村。出口商品由农村小贩、城镇货栈集中，经转运商贩往口岸，再由行栈卖给洋行。这就把原有的传统商业，包括封建性很强的地主商业、行会商业、牙行等也都组织起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业网。

　　中国近代商业：20世纪

　　进入20世纪后，通商口岸的近代工业(包括外商工厂)发展很快。它们的产品也进入这个商业网。棉花、小麦、烟叶等工业原料的贸易也经这个商业网向口岸集中。随着口岸人口膨胀,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也改变了传统流通渠道，而以通商口岸为中转和消费中心。据1936年国内埠际贸易统计，机制工业品已占贸易总额的34%，并以上海等地的生产为主;埠际贸易中大米的40%，药材的46%都是运到上海。估计1936年埠际贸易总额约达47亿元，比19世纪末增长约20倍。

　　商业网扩大，其殖民地性也更加显著。洋行中出现大托拉斯组织,它们采用地区经销、包牌经销等制度,直接深入内地。占工业品交易额90%的棉布、棉纱、卷烟，虽已主要是国内产品,但是为日、英在华工厂所垄断,它们控制着市场和价格。农产品方面，不仅种目日多的出口货，主销国内的棉、麦乃至玉米的价格也受国际市场作用。1910年起，进出口价格剪刀差扩大，导致国内工农业产品比价失控。此后不等价交换加剧,到30年代,东北沦陷，加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产品价格猛跌，市场混乱。

　　商业资本的变化 20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展，新式商业中出现了专营国产商品的经销商。经过历次反帝爱国、抵制洋货运动，过去专营洋货的经销商也逐渐扩大国货经营比重，并出现国货公司等组织。在进出口方面，1916、1918年开始华商越过洋行自办茶叶、生丝出口，1919年又有人试行直接向国外办理进口。由于洋行势力根深蒂固，这种努力成效不大，但总算在某些商品上打破了洋行的垄断。抗日战争前上海进出口商行中，华商占20%，但资力难与外商匹敌。在经营上，开始出现贸易公司组织,并向多种经营和批零兼营发展。中小零售商则趋向专业化。1912～1918年经营“环球百货”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开幕，随即向各埠发展。1920年上海首见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继有纱布(见彩图)、面粉等交易所开市。民族工业发展后，出现工厂自设的发行所、分销处、外庄、办庄等，它们也是一种新式商业;20年代它们开始发展联营，成为一种有力的竞销形式。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大量投入工业，有些新工业完全是由商业资本创建的，如西药商创建药厂，东洋庄创建橡胶厂，工商关系日益密切。

　　从全国来说，传统商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它们也不同程度地资本主义化了。在粮行、药材行、绸缎行中都出现合股公司组织;盐商已不居重要地位;牙行制度有所改变和削弱。唯封建习俗在零售业和集镇、农村中仍保留着。

　　中国近代商业缺乏完整统计,总计约有100多个行业，趋势是不断发展的。以上海为例，1900年前后有棉布商一百三四十家，五金商58家，百货商约100家，西药商6家;到抗日战争前，棉布商增至七八百家,五金商897家，百货商约1000家,西药商165家，分别增长几倍乃至一二十倍。从业人员、资金、营业额等也都有相应增长。根据30年代的一些调查估计,全国约有坐商164万户，从业人员859万人，另有行商312万人。估计1936年私人商业资本约达30亿元。

　　官僚资本和商业投机化 1927年以后，出现另一种新的商业资本，即官僚商业资本。它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金融垄断的基础上，凭借政权力量发展起来的。首先插手的是出口贸易，1936年起先后垄断了钨、锑、锡的运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借口统制经济,实行多种物资的统购统销、公营专卖，独占丝、茶、桐油、羊毛、猪鬃的收购和出口，管制棉花、纱、布贸易。同时国民党政府大官僚的私人商业也利用特权,投机垄断,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它们又勾结美帝国主义，垄断了部分进口贸易。

　　近代商业的投机性远较传统商业为大，象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城市本来就是个国际资本的投机市场。然而，整个商业的投机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的，到战后达到顶点。所有重要物资都变成投机筹码，正当交易停顿，城乡交流堵塞。工业资本也大量从事商业投机,生产停滞。城市集聚了大量游资,到处兴风作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市场面貌才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