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的历史简介

　　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谏官的设置比监官早。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之始。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属于谏官性质。秦汉时有谏官之设，但是没有专门的谏官机构。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谏官的历史简介。

　　“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白虎通·谏诤》论及朝廷 职官时说，“设辅弼，置谏官”，谏官被看作是与 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谏”字包含多重意蕴，而要义在“直言以劝正”。《说文》曰：“谏，证也。从言柬声。”《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综上所述，“谏”的基本内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 君主，“谏朝政之得失”。“廷诤”(在朝廷当面向 君主直言)与“上封事”(书面向君主提意见)是谏官将批评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白居易说：“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P1371) 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自周代设“ 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有异，作用各别，但谏议制却一以贯之。究其原由，则是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体(政权构成形式)有三种类型—— 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氏族民主制，但自从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则只有不发达的贵族制和发达的 君主制两种政体。由战国发其端，秦汉定型的专制主义 君主集权政体在 中国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这种专制政体的最显著特点是，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集于帝王一身。在这种体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动之几”不仅可以给任何人以生杀予夺，而且会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倾斜。为了弥补这种由帝王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对王朝根本利益的损害，列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谏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敢于“犯颜直谏”的谏官和善于纳谏的帝王，都是这一机制的产物;而一切阿谀逢迎之徒和不纳良谏的帝王，则破坏那种弥补机制，加剧专制体制的危机。

　　谏官制度固然是为专制 君主的长治久安效力的制度，但由谏官和帝王演出的“进谏”与“纳谏”(或“巨谏”)的种种活剧，却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给后人以启迪。

　　历代谏官制度述略

　　(一)先秦谏官的设立

　　谏官的设立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汉至唐宋时期。但相传于舜帝时，已有“纳言”一职。《尚书·孔氏传》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这种纳言之官，是谏官的初始。纳言可直接向 皇帝反映下情。《吕氏 春秋·自知》记载，商汤王时已有“ 司过之士”， 皇帝有过错，可以由“司过之士”提出或者纠正。司过之士已近似于谏官。

　　周文王时，周王室内设有“ 保氏”一职。“ 保氏”，可算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周礼·地官》：“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谏王恶”。据《周礼注疏》卷十四“地官 保氏”：“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谏者以礼义正之文王”，“王有恶则谏之，故云掌谏王恶”。也就是说，“ 保氏”的职责是司掌规谏王的过错。周文王 庶子召公曾任过 保氏一职。王安石《谏官》：“尝闻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矣’。”

　　春秋战国时，直接以“谏”命官，称为谏官。 齐桓公设“ 大谏”之职，其他各国均有类似的设置。齐国中央官制的主体是在相的下面，设置五个行政部门，即所谓“五官制度”。齐国的五个主要部门是：

　　附图{图}可以看出，谏官处在相当显著的位置，他是齐国中央相府的五个职掌之一。《吕氏 春秋·勿躬篇》载：管仲对 齐桓公说：“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 大谏。”其他国家如赵、魏、韩三国相府直属官有左右“ 司过”，掌谏议。谏官处在君王身边，专司其过，找君王的缺点毛病。

　　(二)秦汉谏官制度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 中央集权制的 封建王朝，各项制度有较大的变革，但谏官不能不设。秦初置谏议大夫，其谏官制度对后世影响至深，谏议之职直沿至宋元时期。

　　《通典》卷二十一说：“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秦置谏官，真正的名称是“谏大夫”，隶属 郎中令，无定员，多至数十人，职掌 议论。 郎中令是诸 郎官的总头领，而郎是侍从官的统称，郎官的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 郎中令下属有谏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谏大夫专掌备顾问应对，司谏议之职。

　　汉武帝时沿袭秦制，仍设“谏大夫”， 东汉光武帝时增“议”字，始称“谏议大夫”，置三十人。汉时，谏议大夫是 光禄勋的专职谏官，其职责是“直言极谏”，匡正君非，谏诤得失。汉文帝属善纳谏言之君，曾下诏， 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凡任谏职者，须进行“直言”之士的对策，策试成绩优秀，则可任职。汉时的著名谏官有 刘辅、 王褒、 贡禹、 匡衡、 王吉、 何武、 夏侯胜、 严助等人。这些谏官均敢直言，颇有政声。

　　秦汉除谏议大夫为专职谏官外， 光禄大夫、 议郎、博士等均有谏议之责，其他中央官员若加有 侍中、散骑、中常侍等 官衔，亦可在 皇帝身边起到谏议的作用。 (四)宋及宋以后谏官制度

　　宋代也重视谏官，曾专门从“三省”中的 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 给事中”，合称为“ 给谏”。另外，改唐时“ 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 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失”。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王安石《上田正言书》谓正言者“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症，蹇蹇一心，如对策时”(28)。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 司马光在迁 起居舍人时，就是同知谏院，并有《谏院题名记》一篇。宋代谏 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说：“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时。”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宋以前，言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 皇帝，御史监督 官吏，纠弹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谏官也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和谏官也分别职司，并不兼领职务，后谏院独立，权力扩大，并且规定谏官由 皇帝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谏官虽然可以谏诤皇帝，但也有纠绳宰相之责。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 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 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 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 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 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 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 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 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 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 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 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 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 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 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 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 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 司马光在 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奸邪佞妄，严整吏治。 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 皇帝，监察政府有 御史台。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 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合流为“台谏”。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就与谏院同政府 丞相水火很有关系。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废除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于门下、 中书二省，专供谏职，不得越职言事。谏议大夫 赵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 秘书监。

　　宋代著名谏官也很多，如 司马光、欧阳修、 范仲淹、王禹chēng@②、苏辙等。宋代的谏官也敢谏、善谏，谏疏有时多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神宗时， 张舜民做谏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时任伯雨做谏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 范仲淹曾有《灵乌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其谏官生涯的真实写照。

　　元代废 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 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流俗为“ 给谏”。万历时 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 景德门遭雷击，御史 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 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 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 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 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 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 钱谦益《牧斋全集》)。

　　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有 都察院御史和 六科给事中 两班人马。康熙初年，撤销 巡按御史， 雍正开始又将 给事中划隶 都察院。凡都御史、左副都御史 给事中、 监察御史，都许风闻言事。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能以耳目官的资格，尽量陈奏。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 上谕：“凡事关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应兴应革，切实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条陈奏，直言无隐。”形式如此，事实上清代谏官等于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