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人和。这是最重要的。王安石有个外号叫“拗相公”，不容有任何人反对他，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但是很多人都反对他，包括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甚至包括他的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因为反对变法，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于是就有了苏堤，后世文人骚客还得感谢王安石啊!)不得已，王安石只得自己提拔一批心腹，于是一帮趋炎附势之辈如吕惠卿，李定，邓绾就走马上任了，把本来一场好好的变法搞得乌烟瘴气，能不败吗?
2，背景(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十六年后(即苏轼兄弟中进士后一年)，王安石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但直到1069年当上参知政事，才始行新法，次年，王安石拜相。之所以变法十一年后才实施，是因为仁宗皇帝不喜欢王安石，认为他是伪君子。1068年神宗继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欲励精图治。于是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变法的根源是契丹，西夏虎视眈眈，大宋不得不侍奉这两位爷。)至于王安石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很落后(明朝东南沿海才有资本主义萌芽)，人民思想尚未发展到那个程度，一句话，王安石思想太超前。
3，地利。王安石当地方官时，曾变过法，据说十分成功(注：王为试验变法，对朝廷的升迁也拒不接受)。于是，王安石就幼稚地以为变法可行。殊不知，历史上的数次变法无不惨败，他没有吸收前人的教训。之前的成功只不过因为山高皇帝远，他一人说了算，大家也还听话，但对整个国家变法，掣肘的事可谓数不胜数。一州县可施行，未必意味着全国皆可。他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这怎能对付强大保守势力的进攻呢?
王安石变化的主要内容
改革税赋
方田均税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军队改革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新修水利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惟才用人，凡是有志于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王安石是怎么死的
公元1086年，也就是宋神宗逝世后的第二年，“新法”被完全革除。此时的王安石正在老家江宁，听到这个消息后，忧愤无比得疾，第二日早(5月21日)逝世，年终65岁。(虚岁66岁)
生不逢时的王安石成不了救世主
也有人说，王安石生不逢时，那样一种时代背景，那样一种文化氛围，怎么会允许他的改革走向成功?他可以做太平官，甚至可以做贪官，就是不能做有作为的官，一位同僚曾给他写信：“这天下是皇上的，你急什么?”一个人，成不了救世主。
王安石变法毁在吕惠卿手里可不可信
有人说，王安石败在小人吕惠卿手里。王安石没有积聚一批改革的骨干力量就匆匆动手，重用了一批势利小人，最后纷纷反目，比如吕惠卿，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恩师王安石。吕惠卿是福建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看重他，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人们称吕是“护法善神”。但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新法同僚或元老旧党，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击，同时用人唯亲，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实施新法之后大肆搜刮聚敛。更阴险的是，吕惠卿向皇帝揭发，王安石当年给他写过两封私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犯有“欺君”、“欺朝廷”之罪。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于是就有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
在人类所有的所谓“忠诚”行为中，政治上的忠诚是最靠不住的，最易变的，因为玩政治就是在玩利益交换。王安石倒了，不得势了，吕惠卿还有什么必要去抱他的大腿?他当然不会记得当初的诺言。对于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深深失望，是他心底永远的痛。在江宁闲居，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心头之恨。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王安石写了一封极富哲理的回信给他，表示“不如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