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孩是怎么读经的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是中国古代社会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古代小孩是怎么读经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的先贤留下了无数的文化魂宝，这些经典之作，历久不衰，万古常新。它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精英，滋润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田，使他们成为爱国、爱民、爱大自然、爱生活的正道直行的人。

　　正是因为如此，处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人们十分重视少年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知识能力的拓展。人们也充分认识到国学启蒙教育，会成为少年儿童终生享用的精神财富。因此，民间出现了不少类似私塾的读经热，读经夜校，有的学校开了国学课，不少家长自行给孩子增补了读经内容。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而今参加读经活动的人数已超过八百万，而且这个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影响之广泛，之深远，之巨大，已见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一下我国古代的读经活动，借鉴一些可行有效的方法，还是有必要的。

　　古代孩童读经读的是什么书?有“四书”、“五经”;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孝经》等启蒙读物;还有如唐诗宋词、《左传》、《史记》等。

　　为什么倡导孩童读经呢?因为二三岁至十四五岁的孩童，物欲未染，知识未开，记忆力强，所学即印，耳濡目染，先入为主，潜移默化，陶冶心性，开启智慧，蒙以养生。十四五岁以前的孩童，对知识的吸附力犹如海绵吸水一样，极为强大。

　　私塾是古代孩童读经的圣地。开学的那一天，学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而后再拜私塾先生，三叩首。礼成，要设宴款待老师。这以后，每日清晨，当学生还睡眼朦胧时就要到校，先得给孔子牌位行叩首礼，然后再回到各自课桌做功课。

　　私塾先生开讲，先前是有的以《论语》开篇，有的以《诗经》开篇，后来以《三字经》开篇，然后再续讲其他内容。有的私塾先生只教字的读音，然后讲，学生念、写、背记。这类私塾先生强调念、写、记背，他们认为学生不懂不要紧，只要读的是好书，尽管读，尽管背，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知识的增多，原来不懂的，会自然而然“悟”出其理，解出其义的。

　　私塾先生讲经时，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念完一段，再重新念一遍或几遍。先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读，学生们学着先生摇头晃脑地放声念。这边晃边读的过程，不仅使学生的身心放松，有时也给孩子们带来乐趣。

　　私塾的历史变迁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