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新闻事业献身的人—沈荩

　　近百年来，有不少新闻界人士为了报道事实真相，揭穿反动派的嘴脸而英勇牺牲了。沈荩(jin尽)是他们中间最早的一个。

　　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相交，认为湖南要实行革新，非有一番破坏不能奏效。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同组建“正气会”，后来改名为“自立会”。担任干事，主持交通，工作十分积极，出力甚大。随后又到汉口，参加自立军，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一带。后来事情败漏，避走上海，潜往北京，并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在报上揭露《中俄密约》的内幕，进而引发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国内各阶层对清庭的反抗情绪。遭清廷搜捕，不久被枪杀。

　　沈荩(1872—1903)，生于湖南长沙，原名克诚，字愚溪。他“性直倔强，雄于胆略”，很早就立下反清救国的志向。戊戌变法期间，沈荩与维新派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交往甚密。变法失败后，他到日本进行革命活动。1900年沈荩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人创立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准备举行武装起义。自立军失败后，沈荩由上海潜往北京。他在京津两地，以日本某报采访记者的公开身分为掩护，从事反清活动。他从内部侦知了出卖中国东北利益的《中俄密约》并将这个消息在天津的《新闻西报》上予以揭露，各报随即转载，日本新闻界还为此出了号外。密约一经披露，国内群情激愤，国内外舆论大哗，清廷陷入非常难堪的狼狈境地。不料，沈荩揭露密约一事，竟被他的两个所谓“朋友”告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19日，沈荩在北京被捕入狱。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下令于7月31日将他“杖毙”。沈荩在被宣判时毫无惧色，高声说;“快些了事。”他被害的情景惨不忍睹，行刑者“以竹鞭捶之，至四小时之久，血肉横飞，残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清廷的残暴野蛮，激起了社会公愤，连外国报刊也纷纷加以谴责。

　　沈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业绩，在当时震动了全国，影响达于国外，进一步暴露了清廷反动凶残的面目，更加激励了革命人民为推翻清王朝而进行英勇斗争。

　　延伸阅读：

　　近期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大型图册中,收有一张沈荩烈士的照片。照片原件用以墨绿色的卡衬,在照片卡衬的下方,烫金“清国天津山本诚阳”等字样,想必是日本人开的照相馆。照片洗印得相当考究。按常理,这样的照片应是沈荩烈士生前送给莫理循的。赠予照片,表示两人相互尊敬与友好。在照片的背面,有手写的英文“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沈荩”。查看莫理循日记中的手迹,照片背面的英文,是莫理循所写,只是一改他龙飞凤舞的写字习惯,写得异常工整。历史已匆匆走过了103年,我们能想象莫理循当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写下这几行字的吗?

　　照片上,沈荩的眉宇间凝结着睿智和忧郁。一介书生啊,何以让“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慈禧太后”(莫理循语)恼羞成怒,亲下手诏将他杖毙呢!

　　这是中国第一位殉职的新闻记者,这是用生命说真话的湖南汉子。1903年,沙俄背信弃义,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东三省条约》中分期撤兵的约定,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丧权辱国,欲与沙俄缔结《中俄密约》。密约事关中国的命运,沈荩以记者的正义,在签约之前把它昭示天下,阻止其签约。他将打探到的密约草稿立刻寄给天津英文《新闻报》。密约提前在报上发表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他也惹来杀身之祸,牺牲时年仅31岁。

　　1903年7月21日《大公报》刊出了沈荩被捕的消息,以后又连续发出了七篇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烈士牺牲得如此惨烈,激起了西方舆论的巨大的反应,1903年9月14日《大公报》披露:“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皇太后迫于各公使的压力,装出了鳄鱼流泪般的“仁慈”和“悔意”。烈士牺牲后,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可以想见,沈荩的牺牲也给了莫理循极大的心灵震撼。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他站在英国人利益的立场上,早已看不惯俄国在中国东北坐大的态势。在莫理循收藏的照片里,有在1901年前后的旅顺口照片,还有不少俄军驻扎在满洲地区的照片,就可见一斑。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沙俄乘人之危,以兵相胁,软硬兼施,逼迫中国地方官员密订《奉天交地且章程》,企图将中国东三省变成黄俄罗斯。莫理循从李鸿章处获得情报,立即于1901年1月3日在《泰晤士报》上披露,引起国际舆论和清廷一片哗然,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拒签订约,斩钉截铁地对沙俄帝国说:“不!”使沙俄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阴谋没能得逞。

　　两年后,沈荩做的事,也是莫理循希望做的事,当他得知沈荩烈士牺牲时,在照片上工整的题字,满载着莫理循对同行的崇敬和对烈士牺牲的悲愤。这位牺牲的同行比他整整年少10岁。莫理循积极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呼吁俄国的天敌日本与俄国对决,以达到制衡,促成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致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但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莫理循又不满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罪恶行径,不惜与《泰晤士报》上司交恶,报道的笔端转向抨击日本,并提醒英国政府,日本威胁了英国在华利益,以至后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

　　1912年莫理循当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但他此前16年《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影响力,远此他当顾问的影响力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