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历史长河中，有多少历史是被人们一直误解的。一起来看看小编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资料，欢迎阅读!
被误读的历史
潘金莲因《水浒》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跃为“女一号”。按书中所写，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风月的一个。《金瓶梅》这个书名，一说是“金色的瓶子里插着梅花”的意思，一说是由该书头三号女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显然后一说更为通顺。《水浒》里的潘金莲形象还比较单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却是一个极其丰满、极其鲜活的艺术形象了。
在《金瓶梅》中，前面的部分与《水浒传》大体类似。潘金莲生于一个贫困的裁缝家庭，早年丧父，九岁卖入豪门充当家伎，后又被转卖到土财主张大户家中，被“收用”后又由于财主婆不容，被张大户下嫁给了矮丑的武植。而她追求从天而降的壮伟男子武松未果，于是转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门庆怀抱。与《水浒传》不同的是，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鸩杀亲夫后被西门庆娶为五房，开始了在西门庆家中与其他女人争宠的“战斗”生涯。不仅如此，她还私通仆人，勾引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作为家长的男子之所以妻妾成群，首位的原因便是传宗接代。因此，当潘金莲自己养不出孩子时，她对西门庆别的妻妾的嫉恨更成倍地蹿升;当李瓶儿竟生下了官哥儿之后，如何害死这个“眼中钉”便成为她的“当务之急”;官哥儿终于被她唬得受惊并生病死掉后，她拍手称快，但新一轮的争宠之战又掀起了硝烟……潘金莲的淫荡、狠毒、变态乃至于颠狂，令我们在惊诧之余，也对潘金莲的形象给出了最彻底和最后的定性。
那么，历史上的潘金莲和武大郎又是怎样的呢?真有其人么?还是完全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据考证：大郎武植，系在山东清河县武家那村人。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进士，在山东阳谷做了知县。资助过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怀才不遇，家境日渐贫寒。于是，千里迢迢来投武大郎欲谋一官半职，摆脱困境。开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过了半年也没听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认为“武大郎乃真忘恩负义之辈”，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在回家路上，他编写了许多谩骂讽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语，见村贴村，逢店贴店，村村说唱，乡乡张贴，谣言惑众，极尽对武植恶意中伤污辱影诋毁之能事。另外，曾被武植治罪过的乡里恶少西门庆的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传遍了有关武大郎的粗俗之词，武清官的形象被毁于一旦。谁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来了银钱，帮他修房盖屋，置买良田。这时，他才发现武大郎决非知恩不报，而是不搞以权谋私。他发疯似地返回去撕自己贴的纸条，但悔之晚矣，它们就像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题发挥，因而谬种一传再传。
而县城东北的黄金庄，便是被武家后人称作“老祖奶奶”潘金莲的家乡。潘金莲并不是潘裁缝的女儿，而是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和武大郎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先后生下4个儿子。黄金庄正南1.5公里便是那武家村。
村上原有一座武大郎墓，墓志铭文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济。少时聪敏，崇文尚武，尤喜诗书，中年举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然悠悠岁月，历历沧桑，名节无端诋毁，古墓横遭毁劫，令良士贤妇饮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为铭记焉。”从墓志来看，武植还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经的王族子孙。1946年，从坟中还发现有一口楠木悬棺和两具骨骸。据三位参与挖坟的老人证实，从骨骸判断武大郎相当高大，推算生前少说也有1.78米。再者，若是卖烧饼的，哪有楠木悬棺和许多青砖垒墓!
武植的盟兄弟与西门庆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恶毒毁谤武植与潘金莲，而施耐庵的后代则深明大义，引疚自责，竭力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县的施胜辰赴武家那作画16幅并配诗文以道“施家欠债施家还”之歉疚。其中，武县令画像的配诗为：“杜撰水浒施耐庵，武潘无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画，贬褒迄今数百年。累世因缘今终报，正容重塑展人间。武氏祠堂断公案，施姓欠账施姓还。”潘金莲画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绘武潘正传十六幅，端悬于武氏祠壁为其平反冤假错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浒传》中泼污之过，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还其本来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灵宽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盟兄弟的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责，已正大郎、金莲之清白，而武植之24代孙武双福的健在，则更证《水浒传》武潘之千古奇冤。既然《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夫妇无嗣无子且相继殒命，那么，何来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数武姓)?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历史上实无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学典型罢了。
展厅还陈列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经河北油坊，闻武植有坟无碑，口谕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树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为:全族合力，保护武植墓周围“二百余株”。遗憾的是，壮观之密林毁于“__”，而今荡然无存。
武家后代们还说了许多武大郎匡扶正义，潘金莲忠于爱情、协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铲除恶少的动人故事。所以，历史应还“为官清廉，兴利除弊”的武大郎和“善良贤惠，勤劳仁义”的潘金莲以本来面目。
有多少历史被误读——你不了解的中国历史
封建与专制无缘
自从留日归来的陈独秀先生提出“封建社会=前现代=落后”这一著名等式以来，“封建”概念就被泛化成灾，其原本的真正的意思反而变得陌生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习惯性地将“封建社会”归入贬义的行列，认为它是落后的、闭关锁国的、腐朽的，是造成中国现代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根源。许多词汇，比如“封建专制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官僚主义”“封建礼教”“封建专制皇权”，我们读起来朗朗上口，没有丝毫不适。
正所谓一个词语扼杀了一个朝代，其实我们真的误会“封建社会”了。
“封建”的原义是分封建国，是周灭了商以后，面对广袤的土地和当时的实际状况，周公苦思冥想设计出来的一整套建国方略，它有三大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特征：第一，地方(诸侯国)不必向中央(天子)交税，当然，有些地方特产需要进贡给天子，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天子)没有对地方(诸侯国)的财政管理权和干涉权，如果天子穷困，地方诸侯国理论上应该进行救济(类似于现在的人道主义救援)，但天子无权要求地方缴纳税款或粮食。第二，地方(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由诸侯国的首领统治，不受中央的管制(如果夷狄入侵，天子发出抗击外敌的号令，地方诸侯“理论上”应该响应号令踊跃参加，但是一旦战争结束，各个部队仍旧各自归国，天子无权对各国部队再进行干涉和领导)。第三，地方各诸侯国国君想要采取什么治国理念，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等等问题，中央天子一概无权干涉。
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本义和精神，其实它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经结束，将它送进坟墓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就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它以“家天下”为鲜明特征，而大多数人却误以为它就是封建社会。
其实封建跟专制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封建和专制根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既然实行了封建，那就要层层分权，就根本没有条件实行专制。有些问题其实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在一个地方诸侯拥有自己的部队和独立的财政权，中央却无权干涉的国度里，你怎么去专制?!
封建社会是产生不了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只有在皇帝带领的中央集权的土壤里才能培育出来，封建社会其实并不落后，更不会闭关锁国和压抑人性，相反地，封建社会是高度开放的、自由的、个性异常张扬的，在许多学者看来，封建社会是中国人人性最为张扬的时代，是中国人性之花开得最为绚烂的时代，封建社会一结束，中国人就集体进入了冬眠。
别再提什么“封建礼教”，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提到“仁义道德”会吃人是不假，但鲁迅先生从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况且礼教的创建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出的馊主意，是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产生的。在封建社会里，思想文化是异常发达的，不可能出现由一种思想一统江湖的局面。当时有众多思想和信仰可以供人们自由选择，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纵横家、墨家、名家、杂家等等等等，孔子那时候还是处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呢!
也别再认为封建社会是保守的、压抑的，只要你去读读《诗经》，就会发现说封建社会保守是全然骗人的，诗经里面有些关于情爱的描写的细节就是放在今天，仍然有些触目惊心。阅读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封建社会人物的列传，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棱有角的人物形象，相反地，阅读班固的《汉书》中的人物列传，就会让我们觉得黯然失色，甚至昏昏欲睡，别以为这是因为两人的写作手法或水平的差异造成的，其实环境才是主因。因为司马迁运气好，小时候没有经过洗脑，而班固毕竟是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的，其思想和文风难免受到影响了。
其实从朱元璋骂孟子的文章、并试图将孟子的牌位逐出文庙殿这一事情最能说明封建社会和君主专制社会的区别了。当时朱元璋读了孟子的文章后破口大骂：“如果这小子活在今天，我弄死他!”孟子的什么思想戳到了朱元璋的痛处?我们从朱元璋后来删除的那85条内容上便可以发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是朱元璋最为痛恨的。孟子是不幸的，因为他生在封建社会里，当时思想文化异常繁荣，而他的仁义主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功用上并无出彩之处，因而得不到各诸侯国国君的青睐和重视;孟子是幸运的，因为他生在封建社会而不是君主专制社会里，正是在封建社会里，他才可以在殿堂之上直指国君的无能和腐败，他才有胆量明言暗示“如果国君你不称职，那也应该下台，让贤能的人来担任”。如果换作在君主专制的朱元璋的明朝，恐怕早就被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