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江南文化

　　东汉时期，江南人民竟然过的是“世外桃源”的生活?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东汉时期的江南文化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东汉时期的江南文化：

　　中国历史上，两汉是一个顶峰。在人类文明长河中，散发着辉煌的光芒，就像充分燃烧而释放出的熊熊烈焰。可就在这次燃烧过后，耗尽能量的大汉朝廷的万里江山，成为一堆爆炸后的碎屑。

　　汉代选拔制度，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出现了官吏群体的多元化忠诚。应该说，从秦的军功制到汉代的选举(察举、征辟)制是选官制度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在开创初期本来还相对科学和合理的汉代选官制度，日益产生和暴露出了各种弊病。“举察”是皇帝下诏，由全国州郡向朝迁推荐道德力和行政力很高的人做“和平官”;“征辟”则是国家因待战争或者突发事件而随机选取官员的制度，“征”是以天子名义选取，而“辟”则是州郡直接选取。无论什么名目，选取什么官员，每种选官制度的关键环节都在州郡地方。因此，州郡直接选取官员的人(一般是州郡的最高长官)，自然就成了被选取者走上仕途的领路人。他们之间也就产生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被选者都认同选者是自己的恩主，自己则是选者的“门生”。这样一来，被选者认为提拔自己的首先是主公，其次才是朝廷皇帝。这必然打破原来臣子对皇帝的一元效忠模式，而变成部属对主公的第一效忠原则，再考虑对皇帝的效忠。甚至出现，门生宁可得罪、背叛皇帝和朝廷而誓死追随主公。这种制度产生的离心力可能是后来分裂的原因之一。

　　汉代军队逐渐私有化，使皇帝成为傀儡，大小军阀重重割据地方。汉代军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各个地方的军队之间互不统属，部署犬牙交错，兵力相互牵制。这样有效地防止了军队的反叛，却给后世军阀割据埋下祸根。为了保证各级将领对所属部队的指挥控制，将领们都拥有一支亲卫队，占所统辖部队员额的十分之一，而且是本部的精锐，并且享有很大的特权。这批庞大的亲卫队就充当了日后汉中央和地方军队私有化的警犬和打手。由此产生的大小军阀以其军事实力来反复瓜分土地和人民，进而形成军阀割据。本来是中央军，在各地征讨叛乱的过程中逐渐地方化，原来地方长官为加强地方统治也在不断地扩充部队，中央实际控制的军队日趋于零，皇帝成为光杆司令。

　　黄巾起义后，在中国南方兴起一种武装组织“宗伍”，也被官方史书称为宗贼。他们从保护整个宗族的安全，发展到扩大地盘，劫略郡县。据唐长孺先生考证，宗部、宗伍是结聚宗族而成的部队。在汉末这种以宗族乡里的关系而组成的武装集团，分布之广，遍及全国;影响之大，危及州郡国家。这两种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军事力量都在日益演变为与朝廷分庭抗礼，甚至出现要争夺皇权的天下枭雄——大军阀。这是后来走向分裂的致命硬伤。

　　汉代社会的返原始化，使百姓向往“世外桃源”的无政府状态。汉代土地过度兼并，战乱连年，许多老百姓为躲避战争、动乱，逃避赋税、徭役，纷纷逃往深山老林，在原本“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江淮以南的广大山区，过上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返原始化社会的生活。在这里山高皇帝远，朝廷和官府对他们鞭长莫及，政治上可以追求人人平等，经济上自给自足，真可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逃避动荡的现实社会，自发组成了这种理想社会。从历史上“山越”送太守刘宠的记载，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能想象到它的普及性和广泛性。

　　史册把南方吴越之地这种小社会称为“山越”，把北边诸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现象称为“山胡”，而把南北方广大地区的此类现象称“山民”……可见，这种朝廷和地方政府无能为力，各个军阀对它熟视无睹，经济规律对它毫无意义的特殊社会形态，在全国已经相当普遍，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个经济利益的独立集团，更像是一个社会生活的自由而独立的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开始由老百姓自发组织的社会区域日渐被大族所把持，并由此产生了宗主和山区内部自治的组织机构(包括山民武装)。这从经济社会和民意方面，均否定了汉朝政权存在的实际意义。

　　东汉时期的生产发展：

　　水利发展

　　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 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生产工具改进

　　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著的成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牛耕技术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冶铁技术的改进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造纸业与漆器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发明，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经济先进区域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大大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如西汉时，长安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