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吕不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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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与吕不韦的历史：
在极其擅长“装”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吕不韦一人对政商关系的利益驱动直言不讳。《战国策》曾经记载了吕不韦与他父亲的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吕父回答：“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再问：“立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吕不韦告诉父亲：“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经商，遇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之后。另据《史记》记载，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来源。
商人吕不韦的确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对子楚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无数”的“立国”生意。日后，他也的确从这桩生意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两人：除了战国时的吕不韦之外，就是西汉时的桑弘羊，两人都混到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下场都极为悲惨：吕不韦因担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杀，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包括吕不韦和桑弘羊在内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运有所点评，常为后人所引用：“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跨越政商两界。胶鬲是商朝末年的贤臣，“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鬻贩鱼盐之中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孟子注疏》)，因此，孟子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孟子·告子下》)。他与后世的范蠡一样，从政时都是贤臣、功臣，经商主要是为了全身远害。区别则在于胶鬲的经商似乎仅仅是谋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样声势浩大，成为商界典范甚至后世的财神;胶鬲后来再度进入官场，为周文王效力，范蠡则终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来，是处理政商关系得当，因此得以善终的典范。
吕不韦、桑弘羊，则与胶鬲、范蠡不同：吕、桑二人，都是商贾出身，而后入仕，最终，两人都死于政治。四人对比，但凡不断远离体制、弃“政”从“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断贴近体制、弃“商”从“政”、甚至以“商”从“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险地。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获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经营思路很简单：协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夺秦国的王位。子楚则承诺，成功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承担了子楚的所有运作经费及生活费用。甚至，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据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关于吕不韦的故事：吕不韦做生意
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战国时代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所以，以国籍而论，吕不韦应当算是卫国人。卫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不过，到了吕不韦的时候已经衰落得只剩下濮阳一座孤城，政治腐败，前景黯淡。
国内无望，吕不韦于是出国寻求发展的道路。由于家业的关系，他最先选择的事业是经商，从事国际贸易。吕不韦离开卫国以后，在韩国的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获成功，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豪商，被称为阳翟大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阳翟为总部的商界大鳄。阳翟大贾时代的吕不韦，大概也就三十岁左右，家累千金，富可敌国，往来行商于各国之间，贱买贵卖，事业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
大约是在公元前262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五年的这一年，吕不韦为生意上的事情来到邯郸，偶然结识了子异。子异的身世处境，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史书记载了吕不韦初次见到子异时的感慨。这个感慨只有一句话，就是已经成为汉语成语的“奇货可居”。奇货，稀少珍奇的货物;可居，可以进货囤积。“奇货可居”，就是现在投资购进稀缺的商品，留待将来高价出售。吕不韦不愧是国际级的大商人，他将子异作为投资对象审视，精明地察觉出子异作为商品的价值。
吕不韦是老谋深算的投资大家，他认准目标以后，行动非常慎重。在邯郸初见子异时，他声色不露，只是在心中审度盘算。回到阳翟，他先做调查，搜集各种信息，经过仔细研究，再三计算核实以后，制定出一个大胆的投资计划，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投资到子异的升值空间中去。
由于事关重大，他觉得需要同父亲商量。
吕不韦专程从阳翟回到濮阳老家，就拟定的计划征求父亲的意见。在《战国策·秦策》里，留下了吕不韦与父亲谈话的片段。这段谈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吕不韦问父亲说：“投资农业，耕种收获，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十倍。”吕不韦又问道：“投资商业，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父亲答道：“一百倍。”吕不韦再问道：“经营政治，拥立国君，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
吕不韦的这一句问话，就是他看中子异的价值所在，也是解答“奇货可居”的关键。在吕不韦的眼里，子异的商品价值，不是普通的商品价值，而是政治权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吕不韦要由经营商业转入经营政治，他要由买卖商品转入买卖权力，他要投资子异，拥立子异成为秦国的国王。
对于一位商人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的投资计划。当然，吕不韦的这个投资计划并没有脱离商人的算计，正如他话中所表露的，他这样做的基本动机，仍然在于利润。然而，这个投资计划对于普通的商人来说，毕竟是超出了商业的常规，利润究竟有多大呢?他拿不准，他心中不安，他希望从父亲的口中得到一个中肯的估计。
吕不韦的父亲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只有两个字：“无数。”
这个“无数”是什么意思呢?迄今为止，专家学者们的理解是这样的，顺着前面农业利润十倍，商业利润百倍的话往上走，增加到一千倍一万倍，一直大到不可计量。看得出来，这是无限乐观的利润期待。然而，“无数”，还可以有另一种读法，就是将“数”作为动词读为“计数”，理解为无法计算，难以预测。如果这样读的话，吕不韦父亲所回答的“无数”就是一种对于高风险投资的谨慎评估。那么，这两种解释，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吕不韦父子当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和决策的心境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新审定，一起来作合理的判断。
从以后的事情来看，吕不韦投资子异，不但投入了全部财产，而且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身心。这件事，对于吕不韦而言，不仅是一种追求利润的商业投资，也是一种由商界到政界的事业转型;进而，对于吕不韦的人生来说，更是一种追求新的生命价值的冒险。吕不韦将如此重大的问题，专程回家与父亲商量，可见他对父亲的敬爱与尊重，同时也可见他在重大问题上对父亲意见的重视;吕不韦父子之间的情深义重、心心相系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吕不韦的父亲深知儿子的能力志向，他知道儿子不愿意仅仅满足于商业的成功，而是要追求更加广阔的世界。以他对儿子的了解，他知道儿子不是卤莽从事的人，对于新的投资计划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有了成算和定见。儿子的到来，与其说是征求意见，不如说是寻求理解和安心。
得到父亲的理解，吕不韦心中最后一丝不安消去。他辞别父亲，回到阳翟，开始行动。
以上，我们一起审查了吕不韦投资子异的过程，通过这次审查，吕不韦之所以为子异“破家”，也就是倾其所有的财产投资于子异的动机，应当是很清楚的了。从本质上讲，吕不韦是追求利益的商人。对于吕不韦来说，最高的利益就是资助子异登上王位。然后由成为秦王的子异给予自己最大的回报。吕不韦的这种行为动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致力于助选而不是追求自己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