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的有上下五千年吗

　　导语：“上下五千年”，就是从上到下五千年，也就是从前到后五千年。“上下”是“从上到下” 、“从前到后”、“从古到今”的意思。国内第一部少儿通俗历史读物《上下五千年》所讲述的中国历史，上自三皇五帝(最早从三皇五帝开始)，下至辛亥革命(最晚到辛亥革命)。

　　一个概念的历史：“五千年”从神话算起，耶稣会士奠定框架

　　一个考古学的视角：中华文明的长度怎么算?

　　文化意义上的“五千年”是一个约数，作为源头的神话有可能是被建构的，那么问题来了：中华文明实际上有多久?如何衡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曾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但事实上，我们却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依据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点，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面对这些诘难，我们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解答。”

　　的确，按照国际上的流行观点，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埃及居第一位(6000余年)，次为巴比伦(5000余年)，再次是印度(5000年)，第四是中华文明(4000余年)，也有说法认为中华文明是3500多年。其判断标准有四：(一)已有系统文字;(二)已有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三)已有城市;(四)已有神庙(大型宗教性建筑物)。

　　然而评判标准亦众说纷纭，有学者提出上述标准不适用于农耕文明，“中华文明应有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从许多方国合并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需注意区分的是考古学中的“文明”与“文化”：网友提出的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余年)、四川三星堆文化、“从约9000年前的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精致骨笛”等，虽显示中国历史之源远流长，却未必足以称之为“文明”。

　　王巍所长则在上述演讲中表示，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的分工和分化。“从现在看来，距今8000年左右，社会分工和分化初现端倪，到6000年左右，已经较为明显。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像良渚(文化)那种上百件随葬品的大型墓葬说明当时等级分化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所以，距今 5000 年左右的时候很可能已出现一个‘王’的雏形。以‘王’的出现为标志，包括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包括宗教、祭祀的高度发展，可以说中国早期国家或者说早期文明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雏形。所以，五千年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的，当然同以夏王朝为代表的王朝文明有阶段性的不同，它是一个初期阶段的文明。”

　　通过考古求证中华文明的起源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继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于2000年启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考古工程。目前，“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在内的六个地区进行，研究时段的上限推至公元前3500年，该工程将持续至2015年。

　　“上下五千年”是国人习以为常的说法，但有多少人知道它是如何计算得出的?这一概念又是谁最早提出的?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扬(微博ID：@雲中上師)在网络讨论中作了简要回答：“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最早既非科学研究的结果也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而是耶稣会士在17世纪首先提出来的，尤其是卫匡国，他编撰的中华史从伏羲开始，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年定为元前 2952年，这一看法基本为稍后耶稣会士撰写中国史采纳，从而奠定中华大约有5千年历史的框架。”

　　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系意大利来华传教士，他对中西交流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这也是欧洲汉学史上第一次详细介绍中国的上古史。该书从盘古开天地写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其中第一卷叙述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历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8代帝王的历史。这本书于1658年和1659年还分别在慕尼黑和阿姆斯特丹出过拉丁文版。直到今天，新中国出版的经典少儿读物《上下五千年》也是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冯易则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来说明中国史籍的记载：“俗史详记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据宋邵雍之《皇极经世》， 如云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皇极经世》是宋代一本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和社会历史变迁的书，书中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清末民初学者卢景贵考定认为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100年，少吴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使用黄帝纪元事实上是对“五千年”框架的一种认可，经学家刘师培曾于1903年在《黄帝纪元论》中提出这种纪年方法，后为同盟会认可。那么卫匡国在《中国上古史》中提出的观点，或者说传教士所奠定的5000年中国历史的框架，后来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中国人的呢?

　　陆扬表示：“从耶稣会士到近代刘师培等说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两者间很可能有联系，只是过程会有很多转折。重要的是，五千年说绝非一个简单的长度问题，而是含有特殊的种族历史的意味在内，刘师培、宋教仁等强调黄帝纪年思想渊源当有西方宗教的影响。十九世纪西方传教士再度参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建构，他们的工作很可能是此中的一个桥梁。”

　　冯易进一步解释了“五千年说”在东西方背景下的差异：“五千年的说法，虽源于邵雍等古人，但传教士用到五千年时的文化意涵已经非常不同。中国很少有史家强调‘古老文化’或‘古老文明’，所以，是不是五千年，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也不是每本史书都需要交代‘文明的起源’。但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史家则不一样，他有西方历史做对比，有类似进化史观作依据，所以他写到五千年时，强调是一个古老文明，他心中实际有西方历史与现代文明做对比。”

　　一个神话人物的历史：作为近代民族记忆和认同的黄帝

　　无论是传教士的“五千年”，还是邵雍的“五千年”，都以上古神话传说为起始，因此“五千年”的概念还和这些神话的传播与接受度息息相关。

　　事实上在清末民初，尤其是辛亥革命(1911年)前十余年，中国曾掀起一股“黄帝热”：报章杂志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论述，黄帝事迹被谱作歌乐、用为教科，供儿童讽诵……台湾历史学者沈松侨认为，这是因为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试图建构本国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便从远古传说中选择了神话人物——黄帝，强调其为中国民族的“始祖”。“炎黄子孙”的概念也是在这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影响直到今天。

　　青年鲁迅于1903年在东京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事实上就是选择了黄帝(轩辕)作为国族情感寄托的符号;钱穆在完成于抗战期间的《国史大纲》中写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这些对于黄帝和中国历史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观点的缩影。

　　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中国知识分子曾以黄帝作国族之“始祖”、“战神”等隐喻;而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王明珂提出，此种黄帝隐喻与想象事实上在战国末至汉初的华夏社会上层之间就已经出现。根据他的研究，黄帝出现在中国文献记忆中，较可靠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与伏羲、共工、神农、少皞等古帝王并举，并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汉初司马迁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个原始帝王，且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至于黄帝如何在战国到汉初之间从众帝王中脱颖而出，仍是一个有待学界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