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谁输了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之一。公元208年七月十二日(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领水陆大军,号称百万,发起荆州战役,然后讨伐孙权。孙权和刘备组成联军,由周瑜指挥,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一说今嘉鱼东北)一带大破曹军,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格局。赤壁之战是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也是孙、曹、刘各家都派出主力参加的唯一的战事。那么最后赤壁之战谁输了?
赤壁之战,是指三国形成时期,刘备、孙权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数百年来,历史学界对于“赤壁”之战发生的地点问题多有讨论,诸说并起,被传媒称为“新赤壁大战”。一般统计,至少有七种“赤壁说”:蒲圻说、黄州说、钟祥说、武昌说、汉阳说、汉川说、嘉鱼说。从现当代观点来看,争论的焦点在蒲圻说和嘉鱼说之间,而历史学出版物和已发现文物证据更偏向于蒲圻说。
结果:曹操败了
赤壁之战的失利使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的可能性,而孙刘双方则借此胜役开始发展壮大各自势力,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后实力迅速壮大,进而谋取益州,孙权屡次亲率大军进攻合肥,数战不利,损兵折将。曹操在退回北方后,休养生息五年,平定关中后才大举南征孙权。此战形成天下三分的雏型,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
评价:
赤壁之战,曹操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加之水军不强,终致战败。孙权、刘备在强敌面前,冷静分析形势,结盟抗战,扬水战之长,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反对曹操的人称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它诸侯自然在政治正确性上难以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第三,曹操兵力数倍于孙、刘两家。不过在曹操兵败赤壁中,传统的史学家强调其思想轻敌骄傲。如张作耀《曹操传》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曹操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错过了战机。
延伸阅读:
第一,赤壁,是一座山的名称,还是某一地段的名称?传说赤壁的遗址现有五处,哪一处跟真迹更为接近?在历史研究与旅游事业与时俱进的今天,人们对此特别关心,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赤壁遗址早在宋代已有五处,即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所谓“薄圻”(后来写作蒲圻,今湖北赤壁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谓“嘉鱼”、唐《汉阳图经》所谓“汉川”、宋苏轼所游“黄州”及宋代传说的“江夏”。现在看来,最接近三国时代的《荆州记》和《水经注》可信度较高,唐《汉阳图经》以下的三种传说均与事实不符。关于这一点,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里对前人的论述做了很好的总结。最值得参考的是,近年出版的《赤壁之战研究》论证了《荆州记》“蒲圻”之说的可信性,并说明“赤壁”绝不是一座山的名称,因为它所指的范围是沿江百里的南岸地区。
第二,火烧赤壁的具体时间,究竟是十月,还是十二月?过去也有不同的说法。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的著录是:“十月,曹操以舟师攻孙权,权将周瑜大破之于乌林、赤壁,操败退南郡,留兵守江陵而还。十二月,刘备攻占武陵、长沙、桂阳、零陵诸郡。”照我看,这个著录是误解南朝宋范晔所撰《后汉书》的结果。《后汉书·孝献帝纪》在建安十三年的末尾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另一件是:“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如果参考比《后汉书》撰写时间更早的《三国志》、《后汉纪》等书,我们就可以断定,《后汉书》在根据旧史记录第二件大事时省略了“十二月”等等文字。在这方面,《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的记载最为详细,今摘录如下:“九月,刘琮降曹操。……时孙权军于柴桑,刘备使诸葛亮说权,权大悦,即遣周瑜将水军三万,随亮诣备,并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徵前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这段记载跟《魏志·武帝纪》相合,可见孙、刘联军早在九月份已经备战,而赤壁交锋及曹军败退的时间是两个多月以后的十二月份。
第三,关于三方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特别是曹操一方的人数,《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一向有多种猜测。对此,《三国史研究》在《赤壁之战考辨》中有比较平实的分析,大意如下:曹操号称“八十万”,是虚张声势,他南下率三十万众,并荆州兵约十万,总计四十万。但曹操驻防新得荆州,分散了兵势,用在赤壁之战的第一线兵力只有一半,且又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故周瑜说“众数虽多,甚未足畏”。联军方面,刘备有二万人驻夏口,孙权有十万之众屯柴桑。联军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刘、关、张率二千人助阵,共三万二千。孙、刘双方都留有大军为后援。总之,三方动员总兵力五十余万,而在第一线阵地上,联军以三万二千之众,对抗了二十余万曹军。
第四,或者把小说虚构的故事当成历史的真实,或者用正史《三国志》来校正小说《三国演义》,这种现象的不时出现,说明我们有必要弄清史书和小说的区别:史书的价值在于“实”,史家所追求的是“实录”;小说的精彩在于“虚”,作家的着力点是“虚构”。所以,当我们为《三国演义》“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情节鼓掌时,所赞赏的是小说家的虚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