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解读明朝皇帝

　　明朝皇帝们是怎样被大臣搞得精神分裂的?赶紧一起来看看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趣味解读明朝皇帝，看完本文也许你的疑问就有答案了。

　　趣味解读明朝皇帝：

　　皇帝闲了，大臣们的角色也同样变，原先在这个官僚体制中，各类的权力都被朱元璋拆分开来，而在这套变动过程中，本来拆分的权力，也又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原本分散的六部权力，被统一整合到内阁负责，而地方上原本分散的“三司”权力，被统一整合给各省的巡抚，以及负责多个省公务的总督负责。权力组合的结果，使得相关大臣的权限加大，连带着话语权加大，办公固然方便了，但和皇帝顶牛，也自然变得方便了。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朝大臣和皇帝顶牛的事，也就越发的多了起来。

　　到了明宪宗成化皇帝在位开始，群臣给皇帝顶牛，又多了新招数，经常是为了争论一件事，闹得大臣们以集体辞职相威胁。比较典型的事，就是西厂提督太监汪直引发众怒，大臣商辂率领文臣进谏，以集体辞职为武器，迫使明宪宗罢免汪直并裁撤西厂，虽然这场争斗，还是以汪直复职西厂复设，以及商辂黯然罢官而告终，但随着文官集团话语权的壮大，集体辞职这一招，在之后明朝历代皇帝在位时，都被大臣们屡试不爽。

　　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刘健等人率领群臣进谏，以集体辞职劝说明孝宗赦免两京之狱中的获罪言官，并严惩涉案宦官。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内阁集体辞职事件，一次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臣，率领六部九卿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驱逐宦官八虎。另一次是明武宗在位晚期，常年外出巡游，并率兵在应州与蒙古鞑靼部血战，结果以梁储，蒋冕等阁臣为首的百官，以集体辞职劝说明武宗回京理政。

　　而到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争国本”案，集体辞职这招，更从官员顶牛皇帝的杀招，变成司空见惯的常用招数，当时围绕着立太子问题，坚持立皇长子的群臣，与坚持立皇三子的明神宗，展开了二十年的顶牛，期间每当双方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刻，特别是诸多官员因为直言进谏遭罚时，总会闹出重臣们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一幕，诸多重臣也因此挂冠而去。而苦受顶牛之苦的明神宗本人，更演出了三十年不上朝的雷人之举。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在皇帝面前，也变得越发的不听话。明朝官员的不听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多，经常性的批评皇帝。二是管的宽，他们批评皇帝的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私生活，那是无所不包，比如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时候，一次参加经筵，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结果接着有言官进言，说皇上您打哈欠，这是对经筵的不尊重。

　　如果说这还算国家大事，那么隆庆年间的詹仰庇却更雷，一次他偶然从太监处听说，皇帝好像许久没有宠幸皇后了，这本来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私事，结果詹仰庇灵感大发，上奏奇文一篇，要求皇帝要多宠幸皇后，皇帝皇后夫妻恩爱，才是国家的福气，一番怪论，闹得隆庆皇帝哭笑不得。甚至有时候，官员批评皇帝，不但不问青红皂白，而且是不顾事实，完全凭借道听途说甚至臆测。这种事典型倒霉的，依然还有隆庆皇帝，一次隆庆皇帝偶尔没有上早朝，接着御史蔡汝贤就上奏说，皇上您这几天生病，我听说您最近纵欲过度，夜夜宠幸美人，您这样可不行啊。如此奏折，把隆庆皇帝委屈的不行，以至于直接下诏书反驳说：你以为我生病是因为好色吗?我真的是干工作累的。

　　比起隆庆皇帝来，他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更委屈，那时候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到了临终的时候，还专门把内阁首辅方从哲叫到宫里来，方从哲本来以为皇帝叫他是来托孤，没想到明神宗当着方从哲的面卷起胳膊展示说：你看看我的胳膊都浮肿了，这全是干工作累的，外面那些大臣们，整天上奏折胡说，说我在宫里不务正业，你可要为我证明啊。一番话当场把方从哲雷翻，还没等方从哲回过神来，明神宗又接着对身边太监说：我每天是怎样辛勤工作的，你一定要如实说给方大人听。

　　而比起这两条来，第三条却更让皇帝们抓狂，就是官员权力越来越大。放在明初的时候，官员生活那叫一个苦逼，那时候朱元璋大权独揽且律令严苛，官员们稍微犯错就会被严惩，甚至每天上朝，如果能平安回来，有些官员家还会照灯结彩格外热闹——庆祝自家老爷又多活了一天。

　　而从明朝中后期以后，官员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皇帝说话，有时候也是可以不听的，比如皇帝想用钱，发文到户部去，户部如果觉得这笔钱不该用，就可以不拨钱，并且把皇帝的诏书原封不动退回，这叫封驳。

　　不但用钱可以问题可以封驳，其他问题上也能封驳，甚至皇帝认爹的问题，明世宗在位早期，发生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起因是以外地藩王身份即位的明世宗，拒绝按照皇室法统，不认已故的明孝宗为爹，反而要坚持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帝号，引发群臣不满，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大臣坚决对抗，明世宗下的诏书，大臣们不照办。一场礼仪之争，把明世宗折腾的叫苦不迭。

　　这种越来越烦的情况，明朝历代皇帝都不会等闲视之，因此即使是再荒废朝政的明朝皇帝，在位期间都在这个问题上开动脑筋，用各种办法强化皇权，最通用的办法，就是强化宦官权力，用以对抗话语权越来越大的群臣，这招从明宣宗执政时代就开始用，他在位的时候设立司礼监，给予司礼监批红权，使宦官集团在朱棣时代有了特务权后，又多了行政权，之后的时期里，明朝宦官地位的提升，其实是和明朝文官集团地位的提升同步的。

　　而每一代帝王，也都有一些自己的办法，明宪宗除了增加特务机关，加强对群臣的监控外，也注意放开言路，言官批评他的奏折很多，他虽然多不接受，但处罚言官却很少。而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时期，由于他之前的明武宗时代，宦官威权过重，他登基后开始限制宦官权力，提高文官集团地位，重用内阁。

　　每一任皇帝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当明朝皇帝，文官，宦官这个权力三角体系确立后，其权力的分布，就变得好像一只天平，皇权在中间，文官和宦官各自占两边，在明朝做个好皇帝，其实也就要求做到一条，要保持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整个明朝中后期，所有执政成就最好的时代，都做到了这个平衡。

　　典型如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十年”，尽管当时的明神宗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担任辅政大臣的张居正，与担任宦官集团首脑的冯保，既是相互利用的伙伴，却在权力上也相互制约，张居正有辅政大权，然而却无厂卫大权，同时他的辅政权，也需要得到来自宫廷内部，尤其是明神宗与李太后的支持，因此必须要倚重冯保，冯保虽然是宦官首脑，但行政方面，同样要倚重张居正，这种相互的倚重，成就了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了著名的“万历中兴”。

　　由此可见，在明朝好皇帝的首要标准，其实就是一句俗话：在宦官和文官之间，要一碗水端平。

　　明朝的六大好太监都是谁：

　　读明朝历史，一说起“太监”这个话题，人们首先想起来的肯定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四大权阉。不可否认，这四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明朝的认知，尤其是“太监”这一特殊群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然而，在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当中，在那数以万计的太监中，既有像四大权阉这样专权擅政的顶级太监，当然更多的，则是和众人一样的普通太监。他们拥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拥有着各种各样的才艺与能力，我们只有摘掉歧视太监的“有色眼镜”，更多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我们才能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明朝历史。

　　一、文化素养极高

　　成化年间，司礼监太监戴义，弹得一手好琴，自号“竹楼”。当时，南京有一女子，琴技高超，号称两京一十三省无人可匹。她听说戴义好琴，好胜心起，遂与戴义订期比试。比赛当日，女子为了显示气度，让戴义先奏。戴义也不推辞，抚琴便奏。岂料，戴义一曲奏毕，女子已是泪如雨下，心知不敌的她面如死灰，忽然站起，将携带的古琴砸碎，随即拂衣而去，终身不再言鼓琴之事。

　　除了擅长鼓琴，戴义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尤以楷书见长，技法高超，据说与有“明朝王羲之”之称的沈度不相上下。

　　万历年间，司礼监太监张维，学问深厚，好作律诗，且合于格律;张维也极善书，他的书法学自文征明，颇得其真髓，自称“燕山废叟”，并以此名署之于名刺(名片)。张维执掌兵仗局时，万历皇帝年纪还小，因劝谏万历皇帝不要玩耍兵器，被皇帝责备。张维好文，文章写得很好。万历帝皇通常不会直接称呼张维的名字，而是称之为“秀才张”，对他颇为礼重。

　　明末的太监郑之惠与众不同，他不爱权力，只醉心于经史，能写八股文和古文。天启五年(1625年)，郑之惠出任宫中典籍，后升为监官。崇祯元年(1628年)冬，崇祯皇帝为了考较郑之惠的文采，亲自测试，出了“事君能致其身”这样一道八股文题目。郑之惠挥笔立就，入了选，随即升任司礼监随堂太监，可谓是古今殊遇。

　　二、勇于进谏

　　弘治年间，太监何文鼎出身举人，壮年才自宫入宫。后因上疏弹劾外戚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惹怒弘治帝，结果被逮下锦衣狱。锦衣卫狱卒轮番施刑，要他招认幕后指使。何文鼎说：“有二人主使，但你们却拿不了他。”狱卒问是何人，何文鼎答曰：“孔子、孟子也!”弘治帝得知后大怒。御史黄山等人纷纷上书解救何文鼎，素来从谏如流的弘治帝此时一律不肯听。孝康张皇后因何文鼎弹劾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十分恼怒，暗中派人把何文鼎给打死了。后来，何文鼎冤狱得雪，弘治帝命以礼收葬，还亲自撰写祭文。时人写诗凭吊道：“外戚擅权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无。”

　　嘉靖初年的一天，嘉靖皇帝见一物在地上爬行，但他不认识，就问侍从太监这是何物。太监说是螃蟹。嘉靖皇帝命取来察看，发现螃蟹背后隐约有字，仔细辨认之下，乃是“桂萼”、“张璁”四字。嘉靖皇帝大惊，立刻命人调查，结果得知是太监崔文所为。原来，崔文因为看不惯桂萼、张璁小人得志、横行无忌的样子，所以才出此下策，目的是为了能让嘉靖皇帝惩处桂、张二人。但当时的嘉靖皇帝正因桂、张二人在“大礼议”之争中出力甚多，十分宠信他们，对崔文的“进谏”十分恼怒，遂将崔文给贬到了南京。大明王朝六大好太监：或忧心国事堪称忠臣，或战功赫赫堪称名将!

　　三、慕义有风骨

　　嘉靖末年，南京皇城的守门太监高刚，对当时名重天下的两位谏臣海瑞、林润十分钦佩仰慕，为此，他特地请人制作了一副对联，将二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挂在正堂。其联曰：“海无波涛，海瑞之功不浅;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

　　万历年间的太监史宾，为人仗义，不爱财货。京官米万钟曾向史宾借贷银子七、八百两，但米万钟一生困顿，最后也未能偿还，史宾也不追究，还把借据烧掉，京城人都称赞史宾的“义举”。

　　四、忧劳国事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军大败，明英宗被俘。消息传至京师，监国郕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到底是抵抗还是南迁。翰林侍讲徐有贞自负才学过人，见识超群，又善观星象，遂提议迁都南京，与瓦剌以淮河为界，各守一方。司礼监大太监兴安听后大怒，喝骂道：“这厮该死，敢如此妄言!若南迁，圣驾在口外(指明英宗被瓦剌俘虏)，谁去迎回?祖宗山陵宫阙谁来守护?”然后就把徐有贞赶出了朝堂，不久又把他外调，要他防守河南彰德等处。

　　司礼监大太监金英，来自安南(今越南)。金英某年奉命出使，路过南京时，南京的各级官员纷纷来到江边，为金英饯行，唯独官员薛瑄不来。金英不但不恼，回朝之后，他还对皇帝夸赞道：“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景泰帝即位之后，意欲易储。一日，景泰帝对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的生日。”景泰帝所说的“东宫”，是指景泰帝之子朱见济。金英听后叩头道：“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金英所说的“东宫”，是指明英宗之子朱见深，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景泰帝明白金英的意思，默然不语。

　　嘉靖初年的一天，嘉靖皇帝突然来了兴致，想打开内库观赏一下历朝历代所储积的古玩财宝。司礼监太监张佐跪奏道：“自有历年册籍可查，不必万岁亲阅。”此事遂作罢。其余太监很不理解，问张佐原因，张佐解释道：“这宝货易以炫人，不当让爷爷(嘉靖皇帝)看到，恐开启其聚敛之心!”

　　五、宽容大度

　　约在弘治年间，司礼监太监秦某，曾为了教育家族子弟而四处寻访贤良塾师，最后确定为举人余洙。余洙起初并不愿意，但耐不住秦某的软磨硬泡，终于勉强答应。在拜谒秦某的时候，余洙毫不见外，竟然坐到了上座，颇为无礼，秦太监的左右侍从从未见过这样胆大之人，也惊讶无比。岂料，秦太监见此情景不怒反喜，高兴地说：“此人连司礼监太监也不怕，还怕我的那些子弟吗?”

　　等到教学那天，倚仗秦太监而承袭了锦衣卫职务的秦氏子弟，衣着华贵，风采奕奕，而余洙则相貌丑陋，个子矮小，秦氏子弟因而非常看不起余洙。面对秦氏贵胄，余洙毫不手软，严厉督责。他一见学习有怠惰者，立刻令其跪地受罚，秦氏子弟心中不服，便口出怨言。余洙大怒，当即要求离开，秦氏子弟害怕惹怒秦太监，纷纷跪地请求余洙留下。后来，秦太监听说了这件事，叹道：“我家子弟要不是这个先生，如何教得?”对余洙更加尊敬和礼重。

　　六、富有军事才能

　　太监刘永诚，自永乐年间即开始领兵征战，勇敢而有计谋，战功卓著，自后历任北方军事重镇的镇守太监，成化初年，明宪宗准备整顿京军，刘永诚被任命为整顿京军的实际负责人，刘永诚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因为刘永诚的赫赫战功，他的从子(嗣子)刘聚破例被封为宁晋伯，另外还有子侄数人，凭借着刘永诚的军功，被授予指挥、千户之职。

　　刘永诚恩遇之盛，在明代宦官中极其少见。刘永诚在明朝人心目中很有地位，他的小名叫“马儿”，多由皇帝或刘永诚的长官称呼，可明朝人对刘永诚十分崇敬，直到刘永诚死后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京师的人们还是如此亲昵地称呼他。

　　除了刘永诚，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也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曾在“靖难之役”中一露锋芒，下西洋时，还指挥明军挫败了大海盗陈祖义的袭击。永乐年间的侯显，曾数次数次出使西域，也曾指挥手下将士打败进犯者。

　　同一时期的辽东镇守太监亦失哈，曾率领大军在东北地区开疆拓土，是奴儿干都司的实际创建者，经营辽东长达二十余年，修建永宁寺，刻石勒功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