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为何崇拜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为何成朝鲜最尊敬的外国君主?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和学习啦小编一起来看看朝鲜为何崇拜万历皇帝吧，希望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朝鲜为何崇拜万历皇帝：
400多年前，倭国入侵朝鲜，明朝发兵救援，经过前后近七年的战斗，成功赶走了侵略者。朝鲜半岛人称之为“壬辰倭乱”。
然而对于这段历史，当代韩国却在进行着不一样的解读，在韩国《不灭的李舜臣》等影视剧中，明军被刻意塑造为军纪涣散，烧杀抢掠，而且战斗力极低的帮倒忙形象。实际上，当代韩国学者普遍认为即便没有明军帮忙，朝鲜仍然可以赶走倭军。
1592年4月，刚刚统一日本的太阁丰臣秀吉，率领16万倭军入侵朝鲜。仅仅两个月后，朝鲜国王李昖就被赶到鸭绿江边，朝鲜八道尽失。朝军战斗力有多低?一位朝鲜大臣奏章称朝军“虽有数百之如人形者，自外貌见之已为寒心”，还称“天将(明军)讥之曰，’望之若缟羊’。已经走投无路的李昖，遣使向明军求援。明神宗万历随即以李如松为总兵，发兵30000多人，经过一年多战斗，击退倭军。1597年，倭军再次侵朝，朝军不能抵挡，明军驰援，最高峰时，明军援军达8万人。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倭军退军。
前后持续七年的壬辰倭乱，明、朝军民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中间，客观的说，朝军也涌现出不少勇将，例如李舜臣，成为朝鲜历史最大的民族英雄，鸣梁海战名垂青史，不过整体来讲，朝军战斗力非常羸弱，以至明、倭两方都颇为轻视。也因此，明军对朝鲜官兵、人民有些跋扈，也不排除有少量的抢掠行为，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明军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正值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万象更新，颇有些中兴景象。这一战明军死伤数万人，耗钱耗粮无数，极大消耗了明朝国力。到了大清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洪大荣仍然认为，“ 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而起(壬辰倭乱)，认为明“由我(朝鲜)而亡”。可见，明朝的灭亡跟援朝是有一定关系的。
当时的朝鲜，并没有忘记明朝“再造藩邦”的大恩。万历成为朝鲜人民最尊敬的外国君主，朝鲜各地塑造了许多万历像，还建造了“大报坛”供奉。清灭明后，朝鲜人民仍然不忘大明，自称是 “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他们依然使用明朝年号，穿明制官服，祭奠万历仍然是“早晚必行之礼”。明朝时，朝鲜始终称中国为天朝，到清时，则称清为“北清”“清虏”。虽然迫于强弱形势，他们不得不臣服清朝，但内心仍追忆明朝。韩国的大报坛。
1686年，朝鲜肃宗说，自古匈奴、蒙元入中华，皆不能久长。今清虏据中国已五十载，天理难知。他认为，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对万历仍然感恩戴德，“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对于大清，则是“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表现出对复兴明室的期待。
朝鲜的期待渐渐成空，满清屠杀已毕。康熙，乾隆成了新的明君圣主。谁还记得明朝?明军提督，李如松
现在的韩国，已经选择性的忘记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只记得李舜臣打败了倭军，明军都是畏战、腐败的猥琐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一切都源于韩国人那扭曲的用力过猛的民族自尊心。
万历皇帝简介：
明神宗(1563年-1620年)朱翊钧，汉族，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隆庆六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神宗处理政事，更张祖制，社会经济发展较好。20岁时，张居正逝世，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期因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近30年。在这一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原因。1620年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死后葬于十三陵定陵，谥号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神宗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明神宗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0岁以前，是裕王子与隆庆朝皇太子时期。从10岁开始登基到58岁驾崩，48年的皇帝生涯又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0岁到20岁，小皇帝时期，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凡事依大学士张居正而行;20岁以后，亲政时期，他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虽然并不上朝，但并不代表不管事，亲自主持万历三大征，就是明证。
《明史·神宗本纪》(张廷玉撰经过大清乾隆皇帝审阅过目)：“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
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