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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邮驿是怎么传递的

时间: 耀聪2 宋朝

  宋朝时候,我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的邮驿也趋向军事化,各种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那么宋朝的邮驿是怎么传递的?

  宋朝的邮驿传递

  宋朝的邮驿传递,按当时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步递,一是马递,另一就是“急脚递”。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这种传递同时承担着繁重的官物运输的任务,速度是较慢的。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急脚递的传递形式大约是从北宋真宗时候开始的,也即公元11世纪初年。最早,可能用于军事上,本是边境上的一种快速传信形式,据说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时对辽的战争中,后来宋神宗时对南方交趾的战争中,都使用过这种“急脚递”。神宗时还在从京师开封至广西沿线设置专门的“急递铺”。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也曾利用过急递铺传送紧急的军事文书。

  急递铺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时候达到昌盛时期,其制度的完备、组织的严密、网络的发达,远远超过宋朝。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说宋时还仅仅是在某些地区重点设置的话,元朝时候的急递铺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施了。这时除了极少量的紧急公文由驰驿传送外,几乎全部文书皆由急递铺传送。

  元朝的急递铺大体上每10里至25里设置一处,每铺配置作为标志的十二时轮子一枚,红色门楼一座,牌额一枚。铺兵则准备夹板和铃攀各一副,缨枪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来是风雨无阻。《元史·兵志》上说,铺兵走递时,“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带)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他们怎样次第传公文呢?意大利来华大游历家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铺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绘:“在各个邮站之间,每隔约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这里住着步行信差……他们身缠腰带,并系上数个小铃,以便当他们还在很远的地方时,听见铃响,人们就知道驿卒将来了。

  因为他们只跑约五公里……从一个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铃声报知他们的到来。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准备,人一到站,便接过他的邮包立即出发。这样一站站依次传下去,效率极为神速。只消两天两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远地方的按平时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消息,碰到水果采摘季节,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采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运到上都。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马可·波罗游记》卷二)。通过这段叙述,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时候急递铺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这种急递铺的制度,没能顺利发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时候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清代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邮递制度。

  延伸阅读

  与北宋、南宋同时,我国北方大地上还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当时北方战争频仍,民族压迫深重,经济遭到较大破坏,邮驿也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但不久,辽、西夏和金的统治者,很快收拾残局,恢复了经济,也恢复了正常的邮驿通信,而且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

  辽朝的邮驿,一般说比较落后,交通不如中原地区发达。以陆路交通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车、骆驼和马等。近年来在北方一些地区发现的辽墓画中,有的便反映当时车马的内容,可以看出那时交通的一般状况。辽时,邮驿的重大成就是开辟了东北至中原的驿道。当时,从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间,都有驿道干线互相沟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员歇宿的驿馆。这些驿馆设备一般比内地简陋,但是饮食供应和车马设备,也都与中原相似。

  东京辽阳府是辽朝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东京到各地的驿路四通八达。从宋人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看,东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沿途共有14处驿馆,其中有名的驿馆有辽水馆、唐叶馆、建安馆、三河驿等等,驿馆间距离自50至100里不等。以东京为中心,还有驿道直通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辽王朝开辟了从上京临潢府至黑龙江下游奴尔干城的驿道,全长共达5000余里。由于这是辽统治者向当地女真人勒索一种称为海东青鹰的通道,所以又称为“鹰道”。

  辽代驰驿一般以银牌为证,长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为“宜速”。又有“敕走马牌”的字样,以为凭信。驿驰程限要求每日马递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辽代后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加倍勒索,同时因为辽朝中心地在东北,同中原的驿路往来要通过许多盘山小道,驿运十分艰难,给负担驿递的夫役带来很沉重的负担。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时,已使百姓达到“破产不能给”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辽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驿舍里,曾看到墙壁上表现人民反抗思想的诗画,画了一只乌鸦,上面附着两句诗:“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飞”,反映出当时人心向南的情绪。

  西夏是南宋时割据在今宁夏一带的民族政权。其在李元昊统治期间,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驿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记载,西夏为了和宋朝争夺陕北,在今甘肃靖远境内的黄河上修建莎桥,沟通了陕、甘、宁地区的驿路。莎桥是索桥的转音,可能就是一座铺上板面的铁索桥。此桥直到元朝还屹立在河上(《陇右金石录》)。

  据宋人曾巩的《隆平集》说,当时西夏境内东西有25驿,南北有10驿,自黄河至辽境又有12驿。夏驿主要用马、牛、骆驼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体制有驿牌。遗留下来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马焚”,意为“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据考证即是当时西夏驿站传递文书时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从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国至被蒙古消灭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统治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开始时,女真族比辽、夏、宋都要落后,还不懂得邮驿的重要。《金史》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伐辽时,尚无文字,军中机密皆由将官当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温敦思忠的使者,往来传转诏辞,数千言从无少误。以后,金统治者“得辽人用之”,学会了用文字,驿传制度逐渐开始。此后,东北地区的交通邮驿迅速发展,从金太宗起,自京师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至今河南开封,每50里置一驿,形成一条漫长的邮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贺金主登基,从汴梁出发,由宋金边境上的雄州至会宁,沿途经过了39个驿站,全程达2500多里路。

  金世宗时,又设立急递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对他的臣下说:“朕常欲得新荔枝”,于是仿效唐明皇、杨贵妃加强驿传制度,设了急递铺。规定每10里一铺,每铺铺头一人,铺兵三名。铺兵骑马传送文书,日行可300里。急递铺所养马匹费用,一律向民间征收,称之曰“铺马钱”。

  金中都的驿馆也是相当考究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曾住过中都馆驿,他记叙说,中都驿供应梨、栗等干鲜果品,还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实行了驿牌制度,有金牌、银牌、木牌三种,后又制成绿漆红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带这些驿牌,俗称金牌、银牌郎君。南宋人认为,这种制度是由宋朝传过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赵彦卫的《御寨行程》曾记载了当时东北黑龙江地区金境内邮驿的情况,说金的驿站称为“寨”、“铺”、“馆”。《松漠纪闻》中有“银州南铺”、“宿州北铺”、“安州南铺”等等记载。他们的书里记载的金的驿站都不景气,道路荒芜,颓垣残破,无人修理。说明那时边疆地区的驿路不如中原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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