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邮驿制度

　　宋代邮驿制度以军卒代民役，按行驶速度设置了金牌、银牌和铜牌，至清雍正年间增设了“急递铺”，也就是现代的“快递”。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宋代邮驿制度。

　　驿道发展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赵光义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我国邮驿事业又有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宋和北方的辽，有频繁的来往。宋使入辽，从现在的河北雄县白沟(宋为雄州白沟驿)至新城县，再往涿州、良乡到达燕京(今北京)，又经过驿路上的金沟馆、新馆、如来馆、铁浆馆、通天馆到辽朝的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最后抵达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驿馆林立，驿务十分繁忙。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作为宋使出使辽国，经白沟在燕京暂宿，他写下了有名的《渡桑干》一诗，中有：“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旗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这首诗，把宋辽间驿途来往之频繁，宋辽人民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白沟驿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

　　宋朝政府在全国扩建驿道。当时从陕西、甘肃到四川的青泥驿(今甘肃徽县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开了一条白水驿路。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修起了从河池驿(今徽县)至长举驿(今陕西略阳白水江)的驿道，然后进入四川。驿途中共有阁道2309间，邮亭设施389间。因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奖(《金石萃编·白水路记》)。宋政府在今甘肃境内修筑了许多驿路桥梁，著名的兰州浮桥，安乡浮桥(在今临夏境内)，都是北宋时候建起的。这两座浮桥，大大方便了甘肃到新疆、甘肃至青海之间的驿运。

　　宋朝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还发展水驿和驼驿等多种模式的邮驿设施。在甘肃敦煌一带大力发展沙漠驿路的驼驿和驴驿，至今敦煌壁画中还留有一幅《宋代驼运》的形象图。宋太宗时，有湖北江陵至广西桂林间设若干水递铺，利用两湖和广西沿江的数千户渔民樵夫做“水递铺夫”。湘江沿岸巨潭险石之处，也有同陆驿相同的驿路相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邮驿制度

　　宋朝时候，我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有进一步发展。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的邮驿也趋向军事化，各种制度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首先，管理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由兵部来掌管，具体过问邮驿的规约条令、人事调配、递马的配备等等。同时管理邮驿的还有枢密院，它的管理范围是驿马的发放、颁布驿递的凭信符牌等等。这两个机构互相制约，不得擅自专权。这种处置办法和宋朝对军队将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范的意义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实行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邮递人员的办法，把传递书信的机构完全按军事编制。这一变化的发生是由于宋朝时候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严峻的形势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军事内容视为头等大事。

　　两宋时，邮件文书的递送，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应麟说：“郡国朝宿之舍，在京者谓之邸;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王应麟《玉海》)，仅仅作为来往官员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

　　递有“递夫”，又称为“铺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厢兵”充任，是传递文书的主要人员。邮置人员由民改为兵，这是从北宋初年就开始的。太祖赵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诏诸道邮传以军卒递”(《宋史·太祖纪》)，其后遂为定制。当时人王栐[yǒng永]曾就此措施评论说：“前代置邮，皆役民为之”，给百姓增加很大负担。宋太祖“即革此弊”，开始“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更设置专门的驿卒。他们有较好的待遇，从此减轻了百姓负担(《燕翼诒谋录》)。开始时这一改革，确实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铺兵“昼夜往来，备极劳苦”(《嘉定赤城志》)。按规定他们虽有国家按月拨给的粮饷，但是禁不住官吏们的层层克扣，常常使他们处在衣食无着的境地。有的“盘缠缺乏，多饥冻僵殍”(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递铺夫，也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常常“衣食不给”，又因水运艰难，而程限则常常与陆运相同，或遇风涛阴雨，误了限期，“率被笞捶”。为了活命，这些铺兵和铺夫，只得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宋朝的史书上，有不少铺兵逃亡、造反的记载。为了防止铺兵逃跑，宋朝统治者采取了恶毒的一手，强迫在他们肉体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简直把他们和囚犯同等看待。这样做，更加引起铺兵的反抗。

　　南宋时候，在东南沿海和北边的沿防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斥堠”。这也是一种使邮驿通信军事化的措施。所谓“斥堠”，原来指边境上的哨兵，驻地常常选择在高地，便于瞭望观察。此时把瞭望、侦察和通信传递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斥堠铺”。这种传信机构，以传递军事紧急文书为主，为军事活动服务。后来，宋政府又置“摆铺”，仍由铺兵担任通信业务，和斥堠铺互为补充。

　　宋代馆驿

　　宋代馆驿已和通信邮递完全分开，仅仅履行一种政府招待所的职责。宋代的馆驿，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国家一级的有高级迎宾馆，招待来自四邻的国家使节。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宾馆，其中专门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荆馆”和“都亭驿”，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使臣的叫“来远驿”，接待更远的今新疆地区和中亚来宾的叫“怀远驿”。这些高级宾馆，设备豪华，有时在此举行国宴，宴请各国使臣和朝内大臣。

　　地方一级的政府招待所也很华美。从外表看来好似壮观的大庙，又像是颇有派头的官府，也好像有钱人家的邸宅。内部设备应有尽有，简直使旅客乐而忘返。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篇散文叫做《凤鸣驿记》，就是这样描绘的：“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皆乐而忘去”。南宋时候，另一位文学家毛开又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另一处驿馆：“为屋二十四楹，广袤五十七步，堂守庐分，翼以两庑，重垣四周”(《和风驿记》)。意思是：屋宇十分宽敞，左右前后有24间房子，住宿面积57步，有厅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还有高高的院墙。这里服务人员很齐全：“门有守吏，里有候人”，简直是“宾至如归”(《和风驿记》，居住舒适极了。

　　两宋政府为了修建这些豪华的馆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位于今陕西地区的扶风，其太守修造上述苏东坡住过的“凤鸣驿”时，动用了3.6万个民夫，仅木材和石料用白银即达20万两以上。

　　那时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驿馆，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严的小驿站里，普通百姓将馆舍暂充居处，聊以避寒。《东都事略》记载了宋初大将张永德的一个小故事。说他落魄时，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驿，“佣力以食”。有一落难女子，也暂住在葛驿。当地父老可怜他们，不时接济他们衣食，介绍他们配为夫妇。有一天，后周太祖郭威来到此地，也住在葛驿里。这女子忽在聚观的人丛中大声呼喊：这是我的父亲!郭威命其向前相认，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儿。于是郭威将女儿、女婿带走。后来他们终于成了贵人。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时普通驿站的情况。

　　两宋时的馆驿，一般都管理严格。来客要登记在册，共同遵守驿规，不得损坏公物。最有趣的是规定住宿旅客不得长期占有驿舍，期限最多不许超过30天，若赖着不走，超过日限者判徒罪一年。这个规定，对于那些出差的体面官员，似乎太苛刻了点儿。估计在当时此规定未必能完全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