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怎样的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宋代文学的怎样的?希望大家喜欢。
宋朝文学的历史背景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
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__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
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宋朝文学风格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
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淳滀(tingxù)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
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宋代散文宋代散文是我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唐代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中，都遇到过作文“难”和“易”或“奇”和“平”的问题。韩愈虽然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所谓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但他的艺术个性却崇尚“难”、“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却着重发展平易风格。我们读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两信都是“干谒”之文，对象都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长官。但韩文一开头便自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lóng同礲)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俨然以经纶奇才自居;然后说到对方身为“朝廷大臣”，正当“天子新即位”之际，提拔人才义不容辞。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
用语新颖，戛戛独创，符合他提出的“词必己出”的标准。苏文却从写文章要养“气”说起;再说到气应从增加阅历、扩大交游中去获得;然后讲他离蜀来京，访古都，游名山，会名流，但所会名人还不多，这才把希望对方引见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行文纡馀徐缓而无急言竭论之态，语言明白浅易而绝少色泽尖新之词。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韩、欧文风一“难”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对唐宋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给其它文体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宋诗从梅(尧臣)、欧开始，发展了杜、韩“以文为诗”的倾向，进一步用散文的笔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诗，逐渐显露出宋诗的自家面目。词也在苏、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赋从《楚辞》、汉赋、魏晋时的抒情小赋到唐代应举用的“律赋”，创作已趋衰微，缺乏艺术创造性;宋代却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体，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历久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面貌。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方岳《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等都是相当出色的骈文。这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是宋代散文繁荣的结果，构成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