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商业是怎样的

　　宋朝就是建立在从唐代后期起，市坊严格分开的制度被打破，以及不再限制商品交易的时间基础上的。两宋时期的商业繁荣是全方位的，不仅商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很繁华。下面一起看下宋朝商业是怎样的?

　　宋朝商业：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宋朝商业：纸币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交子产生于四川，流通地区也主要是四川。四川当时使用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不便于流通和随身携带，特别是给大宗贸易造成巨大困难。当时一匹罗卖钱两万，据李攸《宋朝事实》记载，铁钱两万重130斤，大宗贸易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纸币交子应运而生，民间设立交子铺。后来，由16家富户集资36万缗，统一发行交子。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富商衰败，交子不能兑现，改由政府接办。天圣元年(I02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朝廷设置交子务的命令传达到成都府，次年开始发行官交子。当时规定：每期交子的最高发行额为1256430缗;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流通期限为三年，三年后另行换界。商民向官府以旧换新每贯需交30吻2纸墨费。官交子最初币面金额为一贯到十贯;宝元二年(1039年)改为五贯和十贯，五贯的交子占两成，十贯的交子占八成;熙宁元年(1068年)又改为五百文和一贯两种，五百文的交子占四成，一贯的交子占六成。交子总共发行了“四十三界”。

　　纸币给贸易带来方便。崇宁四年(1105年)，四川以外的各路也印制纸币，称为“钱引”。钱引的样式比交子要美观。钱引最初的发行额为25万贯，到淳熙五年(1178年)增至5400万贯，增加了一百七八十倍，引起通货严重膨胀。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务也改为钱引务。崇宁五年(1106年)，北宋朝廷发行过一种流通地区很广的纸币，名曰“小钞”。但是，小钞使用时间甚短，大观元年(1107年)就废止了。

　　纸币方便贸易，但是小钞后来就了。崇宁元年(1102年)，北宋徽宗任用蔡京为相。蔡京与宦官重贯相勾结，把持朝政。当时，市场上小平钱不够用，朝廷为节铜省工。就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钱。结果，民间将小平钱销铸当十大钱，这样小平钱更不够用了。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蔡京的政敌赵挺之为相。赵挺之罢行钱引，创制“小钞”，以补救小平线的不足，并用小钞收回当十大钱。《文献通考》卷九记载：“诏当十钱惟京师及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于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钞，自一百至十贯止，如川钞引法。”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再度为相，废止小钞，恢复使用当十大钱。小钞从实行到废止，不足一年。 原来，这与当时朝廷的党派斗争有关系。北宋发行过大量纸币，包括交子、钱引一和小钞，但到今天，真正的北宋纸币一张也没有留传下来，其原因大概是纸质易烂。

　　宋朝商业：商税和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宋朝商业：商业税为主

　　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宋朝的财政收入巨大，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负担。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可以比较一下，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宋朝商业：店铺林立

　　宋代商业高度发达，今日之生活很多都能在宋代找到源头或雏形，如商业一条街、连锁店、24小时营业店等。如潘楼南街(鹰鹘一条街，专门贩卖稀有飞禽走兽的)、茶汤巷(茶坊一条街)、马行北街(医药一条街)、和乐楼(马市)等等。潘楼东街，服装一条街，24小时营业，宋时称之为“鬼市子”。京城著名小吃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李四家北食店、金家南食店、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店、马铛家羹店等等，生意做大的，都连锁经营。

　　宋代商业税首次超过农业税。首都开封有商业行300余个，行业众多，分工细化。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买卖，譬如剥莲子(锤石莲)，即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和药铺。这么个小业务，也能成为一种行业，养活一群业内人士。其时，从事该行业的有数十家之多。

　　商业发达，佛门也不例外。相国寺原是战国时魏无忌(信陵君)的故宅，宋时不仅是全国佛教中心，而且更是国际佛教活动交流中心(《水浒传》中鲁智深落脚的地方)。相国寺除了搞讲座培训之外，也搞大型商业活动，向社会开放做展销会使用。每月五次，名曰“万姓交易大会”。展销区规划非常明确，大三门上卖珍禽奇兽;第二、三门皆家具什物，生活用品;近佛殿、殿后资圣门前，这两块地方卖书画文教用品，如赵文秀笔、潘谷墨等。本寺工作人员也不闲着，尼姑兜售绣作、领抹、帽子等纯手工制品。和尚兜售佛牙、手链、护身符等。

　　宋朝商业：贸易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陆路。到两宋，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

　　宋朝首次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宋代的“五大名瓷”誉满全球。而其商船的吨位之大，数量之多，皆为世界之首。当时，大海船达300吨，而几百年后的哥伦布航船才120吨。采用指南针导航的300吨海船，穿过印度洋远达阿拉伯与非洲东岸。进出口商品达300多种，成为当时最发达的海洋国家，不仅推动世界贸易，也把宋代的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传入欧洲

　　北宋时，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贷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