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庆历新政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改革。宋初以来，大地主兼并土地日益剧烈，战争频发，加以契丹渝盟，军费与岁币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庆历时，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那么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 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看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皇帝对大臣结为朋党是很有戒心的。雍正是这样，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就像秦桧的莫须有为高宗杀岳飞提供了借口一样。吕夷简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所以，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谁也阻挠不了的。那么皇帝为什么不要反对并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 当然，很明显的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新政，毋庸置疑这是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

　　相关人物：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5月20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

　　富弼(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天圣八年(1030)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知县﹑签书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知制诰、枢密副使、知郓州、青州，枢密使，进封“郑国公”，出判亳州。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敌。富弼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元丰六年(1083年)去世，享年八十，临终前上书神宗割地于西夏，已达到修兵息民。谥号“文忠”。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汉族，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初授将作监丞，历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时称“韩范”。嘉祐元年(1056)，任枢密使;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嗣位，拜右仆射，封魏国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出知相州、大名府等地。熙宁八年卒，年六十八。谥忠献。《宋史》有传。著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