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生平

　　编者按：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

　　宋英宗赵曙(1032年-1067年)，北宋第五代皇帝，1063年—1067年在位，原名宗实，后改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实。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

　　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宋英宗赵曙生平：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北宋第五位皇帝，濮王赵允让第十三个儿子，天圣十年(明道元年)壬申年正月三日甲戌(1032年2月15日)生于宣平坊宅第〔嘉祐八年(1063年)，英宗把这天定为“寿圣节”〕，属相猴。最早，濮王梦两龙与太阳一起掉落下来，用衣服装住了它们，到英宗出生时，赤光满室，有黄龙在赤光中游走。英宗于嘉祐八年四月一日壬申(1063年5月2日)—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在位，当政共计4年。年号治平：治平元年正月一日甲辰(1064年1月21日)—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年号使用4年。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尊号体乾应历文武圣孝皇帝。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英宗崩殂于福宁殿，享年36岁，殡于殿西阶，庙号英宗，群臣上谥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今河南巩义孝义堡)。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加谥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宋英宗赵曙很幸运。但不幸的是，宋英宗赵曙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宋英宗赵曙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宋英宗赵曙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宋英宗赵曙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宋英宗赵曙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宋英宗赵曙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父子情深：围绕濮议的角力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宋英宗赵曙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宋英宗赵曙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

　　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

　　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宋英宗赵曙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